金 石 之 学

中国古代考古学。即金石学。古者泛称青铜为“金”，而对一般的石刻则省称曰“石”。而所谓的“金石之学”则是在金石器具与碑版石刻产生之后而逐渐兴起的。据考古发掘所获，潍坊地区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即出土铜碴、铜锥等小件器皿，而降至三代则青铜器文化素称发达。于诸城境长城岭上发现的古代刻石据称为原始社会时期，其时代或者与连云港将军崖的早期石刻岩画相当。

据《晏子春秋・景公游纪得金壶中书晏子因以讽第十九》载：“景公游于纪，得金壶，乃发现之，中有丹书曰：‘食鱼勿反，勿乘驽马。’”孙星衍云：：《括地志》：‘剧，州县也，故剧城在青州寿光县南三十一里，故纪国。’”这应是潍坊地区发现青铜器和铭文的最早记载。考古证知，商周青铜器少数铸或刻有铭文，而丹墨所书者亦偶有发现。如安阳殷墟和洛阳两周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上即有丹或墨书文字，并且商代的甲骨文亦有丹或墨书的。以上文献所记，有铭铜壶发现的时间是春秋晚期；地点是在纪国都城，该城遗址则在今寿光县之南境纪台。清代此处还曾出土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收藏的所谓“十钟”之一“纪侯钟”。而对铜壶铭文进行释读并据寓意来对齐景公进行讽谏者，则又是齐国夷维（今高密）人晏婴。如按之事物发生发展的内在规律推之，则此铜壶铭文的释读证论，不惟是今潍坊，而应是中国金石学之滥觞。并且，由此而放眼远流，及至宋代金石学之倡兴，出现赵明诚和其所著《金石录》，再到清代则有以陈介祺为代表的金石学家群体，赢得天下所谓“金石学在山左”，而“山左”之中心又在潍县的公论。纵观三千年历史之发展，其中内在传承之规律按之可寻。

再者中国的金石学，自其创生应该是与经史之学密切相关的。如汉代的经学、宋代的理学和清代的朴学，诸种时代的学术发展为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文化特征。而汉代召陵许慎之《说文》，北海（今潍城）刘熙之《释名》则旨在说解文字音义，以达正确释读经文之目的。许慎《说文》所引用“古文”，即主要为战国金石文字。郑玄注群经，既通解今文，又达诂古文经传。所谓“古文经”则主要是战国时期书于简册上的经典。从郑注《周礼・考工记》诸如“有虞氏上陶”以及戈、戟形制的考辩中看出，郑玄当时是在研证大量的先秦金石文物的基础之上，来对古代的典章和名物制度而进行释解的。

严格意义上的金石学，则应该称繁盛于宋代，由于理学的发展，人们向往先秦礼制，而对作为礼乐制度的重要标志的青铜钟鼎彝器尤为看重，甚至认为见到这些三代彝器，人们就好似置身于夏商周盛世。当时位居庙堂之上的王公贵族，藩镇畿外的封疆大吏，莫不崇尚三代礼器，而搜罗金石文物的风气遍及朝野。故当时的图谱著录类的金石著作尤多，比较著名的有吕大临《考古图》10卷、王黼等《博古图录》30卷、佚名《续考古图》5卷、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20卷、王俅《啸堂集古录》2卷、王厚之《钟鼎款识》1卷，以上著录，主要收载钟鼎彝器的图像与款识。而赵明诚的《金石录》30卷，甚为洋洋大观，所收器物上溯三代，下迄隋唐五代。赵明诚自序云：：盖尝窃以谓《诗》、《书》以后，君臣行事之迹悉载于史，虽是非褒贬出于秉笔者私意，或失其实，然至善恶大节有不可诬。而又传之既久，理当依据。若夫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考之，其抵牾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李清照《金石录后序》称：举凡“钟、鼎、簋、鬲、盘、�F、尊、敦之款识，丰碑、大碣、显人、晦士之事迹，凡见于金石刻者二千卷，皆是正谬，去取褒贬，上足以合圣人之道，下足以订史氏之失者，皆载之，可谓多矣”。此书所录按时序，分门类，记撰者，著考证，合共跋尾502篇。若按“金石学”之名，则赵氏所著《金石录》之体大思精，最得合乎于“金石学”之名谓也。并且所附《金石录后序》则是赵明诚夫人李清照之大手笔，展读此文缠绵悱恻，哀惋凄绝，使人把卷泪下。清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称：：李易安《后序》一篇，叙致错综，笔墨疏秀，萧然出町畦之外，予向爱颂之。”其以文学家的才思和金石学家的涵蕴写出如此篇章，不但其文行天下，而且还使得《金石录》一书也从金石学的圈子中翘然外出，而影响更为广远。同时，也正是由于赵明诚的亲历所为，与其学术的影响，遂使得在经历战乱之后的潍坊地区，及至明清时期而逐渐出现金石学大为繁兴，甚至名闻天下的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