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公鼎》金文

 金文的经典名作。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传清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全文道先追述周代国君君主文王武王的丰功伟绩，感叹现时的不安宁，接着叙述宣王同命毛公，委任他管理内外事务，拥有宣布王命的大权。宣王一再教导毛王要勤政爱民，修身养德，并赐给他以一些器物以示鼓励。毛公将此事铸于鼎上，以资纪念和流传后世。这是一篇典型的西周册命铭文，但不拘泥于传统的册命体例，分五段，各段均为“王若曰”起，显然是出自当时(周成王时，公元前1115-1079年)史官之手。全铭文辞精妙而完整，古奥艰深，是西周散文的代表作，例如文章的第一段：王若曰：“父歆，丕显文武，皇天引厌劂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率怀不廷方亡不觐于文武耿光。唯天将集厥命，亦唯先正略又劂辟，属谨大命，肆皇天亡，临保我有周，丕巩先王配命，畏天疾威，司余小子弗，邦将曷吉？迹迹四方，大从丕静。呜呼！惧作小子溷湛于艰，永巩先王”。《毛公鼎》拓片：

 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结构匀称准确，结体方长，较散氏盘稍端整。线条遒劲稳健，布局妥贴，充满了理性色彩，显示出金文已发展到极其成熟的境地。李瑞清题跋鼎时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

 书法是中国最独特的一门艺术，这门艺术不同于宗庙重器与皇室珍玩，它不是为了王宫贵族而存在。这门艺术不同于金饰美玉与华丽陶瓷，它不是随时可以拿去当铺换现金的古董。这门艺术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比金玉更普及，比绘画更抽象，但是，它绝对是所有中国人都接触过，浸淫过，甚至努力学习过的。

 书法是中国文化最特别的一章，举世无双，再也没有另外一种文明将书写文字提升到艺术的境界。所以，它成了外国人最难一窥堂奥的学问，因为外国人无法理解中文字体，他们的思想中没有书法艺术的因子，只能远观却无法像中国人一样有与生俱来的熟悉感，也无法从心底体会书法的美。

 此外，书法在作为文字工具的功能上，往往承载了文人墨客的思想与历史背景，赏析书法必须同时欣赏字体、文章内容、书写者背景与历史脉络，更使这门艺术成为外国人难以跨越的高门槛，也可以说是外国人最感到陌生的中国艺术，但却是中国人所拥有的灿烂瑰宝，历久弥新，千古流传。

 先秦时期，中国文字仍在演进中，文字形体不一，依照书写物体不同可分为：甲骨文、金文、盟书、简牍、帛书、铭文。其中，甲骨文书法已经具备了用笔、结构、章法等要素，堪称书法艺术长河的源头。周朝金文的许多字形已经规整化，开小篆先河，习称“大篆”。秦朝时，刻石书法用笔藏头护尾，字形高长整齐，空间均匀对称，是一种严格规范化的标准文字，有别于殷周金文大篆，习称“小篆”，相传为李斯手笔。

 此时期尚未出现以书画闻名的名家，主因在于当时的人将文字当作工具，还未将书法当作艺术来品评，所以尽管有许多好的作品，但并无以此留名者。代表作包括：《毛公鼎》金文，约500字，字形纵长，有行无列，章法自然，典雅严谨，表现了泱泱风度，王室器物，是国之重宝也是最早的书法典范。《石鼓文》为最早铭石丰碑，约700字，但只流传下来200字。是十块鼓形石碣，环刻四言狩猎诗于鼓腹，石鼓书法为最成熟大篆。唐代出土以来，倍受文人学者重视，来源不明，有说法认为石鼓文是战国时代秦国的遗物，内容介绍秦国国君游猎的10首四言诗。另一种说法认为这是“讽宣王畋猎之所作”，即周宣王时期太史籀所作。收藏于北京故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