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金药罐

 定陵出土金器。带柄金“药罐”。在定陵出土文物中，有一对带柄罐。分别出自万历帝棺内东端的南北两侧。罐为金制，镶有长柄。形制、大小基本相同。但却没有其他金银玉器那样光泽鲜艳。金罐表面有多处磕碰磨损的痕迹，似经长期使用所致，很可能就是专为万历皇帝煎熬御药的药罐。铭文标明二者仅重量相差一钱。小直口，深腹，平底。腹上部一侧附带圆銎，銎内安木柄贯钉加固。盖为弧面阶梯形，圆钮，子口。素面。底部用双线刻铭文一周：“大明万历年御用监造八成五色金重二十二两四钱”，另一件重二十二两三钱。腹部双线刻“尚冠上用”四字。通高18.4cm、口径9.3cm、底径10.1cm。实测重895克。

 这两件带柄罐，从器表观察有磕碰和磨损痕迹，木柄黑光发亮，好似长时间烟熏所致。据铭文所载，这两件带柄罐为“大明万历年御用监造”。御用监是专门为皇帝造办器物的机构，在器腹明显部位刻“尚冠上用”字样，由此得知这是专门为皇帝所用之物。但到底是作什么用的呢?

 万历皇帝一生多病，身体虚弱，经常服药。27岁以后就不上朝了，为不上朝时常找借口说：“朕自夏感受湿毒，足心疼痛，且不时眩晕，步履艰难”。到了春冬则又说：“朕昨感风寒不时动火，头目眩晕，腿足罢软”。这些借口虽然是掩盖自己怠惰的支词，但从这些表现看，正是身体虚弱的症状。早在万历十四年(1586年）十月，礼部主事卢洪春就因神宗不上朝上疏指出：“陛下自九月望后连日免朝，前日又诏头眩体虚，暂罢朝讲。时享太庙，谴官恭代……，夫礼莫重于祭，而疾莫甚于虚。陛下春秋鼎盛，诸症皆非所宜有。不宜有而有之，上伤圣母之心，下骇臣民之听，……。先二十六日传旨免朝，即闻人言籍籍，谓陛下试马伤额，故引疾自讳。果如人言，则以一时驰骋之乐，而昧周身之防，其为患犹浅。尚如圣谕，则以目前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更深……。且陛下毋谓身居九重，外廷莫知。

 天子起居，岂有寂然无闻于人者。然莫敢直言以导陛下，是将顺之意多，而爱敬之心薄也。陛下平日遇颂谀必多喜，遇谏诤必多怒，一涉宫闱，严谴立至，孰肯触讳以蹈不测之祸哉。群臣如是，非主上福也，愿陛下以宗社为重，毋务矫托以滋疑。力制此心，慎加防检。勿以深宫燕闲有所恣纵，……。”疏入，神宗大怒，将卢洪春廷杖六十，斥为民，永废不用。神宗的高压并没有阻止住臣僚的上疏，而且言词愈来愈激烈。针对神宗的“病症”，大礼寺左评事雒于仁上了一本最大胆、最尖锐的奏章。奏章中深刻地指出神宗患病的根源，并进《四箴》，请神宗自行医治。奏章指出：“臣备官岁余，仅朝见陛下者三。此外惟闻圣体违和，一切传免。郊祀庙享遣官代行，政事不亲，讲筵久辍。臣知陛下之疾，所以致之者有由也。臣闻嗜酒则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则丧志，尚气则戕生。陛下八珍在御，觞酌是耽，卜书不足，继以长夜。此其病在嗜酒也。

 宠‘十俊’以启幸门，溺郑妃，靡言不听。忠谋摈斥，储位久虚。此其病在恋色也。传索帑金，括取币帛。甚且掠问宦官，有献则已，无献谴怒。李沂之疮痍未平，而张鲸之赀贿复入。此其病在贪财也。今日宫女，明日NB029中官，罪状未明，立毙杖下。又宿怨藏怒于直臣，如范俊、姜应麟、孙如法辈，皆一诎不申，赐环无日。此其病在尚气也。四者之病，胶绕身心，岂药石所可治?今陛下春秋鼎盛，犹终年不朝，过此以往，更当何如?……臣今敢收以《四箴》献。若陛下肯用臣言，即立诛臣身，臣虽死犹生也……。”②神宗见疏大怒，特御平台，召辅臣面谕，欲加重处。但是雒于仁所上的谏言，既符合实情，又获得文武百官的支持，因当时已是岁末，将其疏留了十日，万历十八年(（590年））旦，神宗特召阁臣申时行、许国、王锡爵、王家屏四人于毓德宫，怒气冲冲地拿出雒于仁的奏疏，要严惩雒于仁。诸臣共恳宽宥于仁，并提出此疏不可示下。神宗这时才明白诸臣的用意，知事关自己的声誉，张扬不得，只好作罢。初六日，雒于仁得阁臣示意，引疾去。但神宗仍不罢休，命除名。

 从雒于仁的上疏，不难看出神宗体弱的根源。但他对自己的身体看的非常重要，他自己曾对大臣说：“思朕此身，上承祖宗托委，圣母属倚，一时有疾，若不服药静NB042自卫，必致后忧。有负祖宗圣母。其孝乎!否乎!”他认为如果有病不服药，对不起祖宗圣母，是不孝。

 皇帝有病要由太医院诊治，太医院在阙东，礼部后，正统七年四月建。初置医学提举司，后改太医监，又改太医院。设院使(（人，正五品））院判(（人，正六品））太医院御医四人(（八品））太医院医士充之，后增至十八人，隆庆五年定设十人。吏目一人(（九品））隆庆五年定设十人。凡医术十三科，医生世专科习其业：曰大方脉、小方脉、妇人、疮伤、针灸、眼、口齿、接骨、伤寒、咽喉、金簇、按摩、祝由。

 给皇帝煎药有一套繁琐的程序。洪武六年内府设御药局，又称御药房。置御药奉御一人，直长二人，药童十人，俱以内官内使充之。凡收受四方贡献名药及储蓄药品，奉御一人掌之。凡贡御药饵，医官就内局循制，太医院官诊视御脉，御医参看，较同约会，奉御就内局合药，将药贴连名封记，具本开写本方药性治症之法，於日月之下医官奉御书名以进。置簿历中书省，印其缝。凡进药奏本既具，随即附簿年月下书名，奉御收掌，以凭稽考。烹调御药，太医院官与奉御监视，每二服合为一服，使煎熟分为二器，其一器太医院先尝，次奉御，其一器进御。

 另据《明宫史·木集》载：皇宫内设有御药房，有提督太监正副二员，分两班，余曰近侍，二三十员。未进宫未穿红者曰学医官人，三四十员。职掌上用药饵，与太医院相表里。……祖宗以来，无一人敢无事私入药房者，防至密也。……凡圣体违和，传放御医。至日，四人或六人吉服入宫。不论冬夏，必于殿门之内，设炭火一盆，中焚苍术杂香，人人从盆上过。叩头毕，第一员行跪诊左手，第二员跪诊右手，诊毕，仍互更再诊之，各将圣恙大略，面奏数言，出至圣济殿，即御药房(（靖十五年改圣济殿））计药开方。具本，开写药性，御药房用金罐煎之，罐口以“御药谨封”缄之。有关烹调御药的制度和规定，在《明史·卷七十四·职官三》中也有相关记载：……诊视御脉，使、判、御医参看校同，会内臣就内局选药，连名封记药剂，具本开写药性、证治之法以奏。烹调御药，院官与内臣监视，每二剂合为一，候熟，分二器，一御医、内臣先尝，一进御。仍置历簿，用内印钤记，细载年月缘由，以凭考察。由此可知，烹调御药手续繁琐，主要目的是对皇帝负责。并被列入明代的法律——《大明律》中。《大明律》卷十二中有“合和御药”条：“凡合和御药误不依本方及封题错误，医人杖一百，料理(（法））择不精者杖六十。”古者史官、药官与夫医卜之官皆世掌之业，不兼官，不二事，惟其不精也。况夫医不三世不服其药，执技以事上者，唯药为难精。③

 上述记载，均提到烹调御药，每二剂合为一，熟后，分为二器。这就必须准备两个装药的器皿，而定陵出土恰是两个相同的带柄罐。而从带柄罐的大小看，足以装下两剂药量。再从《明宫史》记载看，明确写道“御药房用金罐煎之”，这是比较可信的。因《明宫史》是皇宫里的太监所著，对宫中事比较了解，他们知道外廷无法知晓的事，而作者刘若愚正是万历年间在宫中作过太监。根据以上情况分析，这两件带柄罐很可能就是万历皇帝生前烹调御药所用的药罐，死后作为陪葬品放入地下玄宫。（十三陵特区文物科馆员王秀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