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金带扣

西夏国黄金饰件。1958年出土于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临河县东北约40公里处的高油房西夏城址窖藏。现藏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西夏国因为地域性金属矿源奇缺，以及后期种族毁灭性战争的破坏，导致西夏金属器物遗存均属凤毛麟角，难觅踪迹。因此，我们见到的这个金带扣愈显得弥足珍贵。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临河县东北约40公里处的高油房，有一座断壁残垣的古城遗址，没有人准确知道这座边长600米、呈正方形古城的建筑年代，也没有人深究是谁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修建了它。它原来又是做什么用的呢？这里人迹罕至，除偶尔取土的农民和放羊的牧民外，没有人会光顾它。1958年，一场大风过后，当地农民在东北部城墙边挖土时感到有些异样，人们扒开浮土，一幅惊人的场景出现在他们眼前，覆盖着泥土的各类金器逐渐显露出它们本来的面貌。高油房窖藏随着这次偶然的发现被开启了。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随即赶到现场，考古人员采用局部发掘的方式，迅速展开了抢救性的考古挖掘工作。出土金盘、金碗、金佛像等各种金银器。西夏文铜印和大量西夏钱币。历经沧桑，钱币已锈结成数百公斤的大铁块，字迹不可辨认。但这些文物的出土，对研究西夏冶金铸造工艺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专家分析，这座古城位于蒙古高原通过河套进入宁夏平原的交通要道上，可能是西夏驻军的所在地，承担着防守两狼山口的重任。这些文物估计是西夏人仓促撤退时掩埋的。西夏于1227年亡于蒙古汗国，其都城周围因双方反复争夺，战争异常激烈，使西夏文物损失很大，故流传至今的为数不多。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由于较早为蒙古军攻占，所以这座城址保存较好。加之气候干燥，人烟稀少，使这批弥足珍贵的西夏文物得以保存下来。

这批出土的金器窖藏器物中，有许多让人叹为观止的作品。莲花形金盏托、金佛像、纯金制作的剔指刀、金质透雕人物纹金耳坠，另有金碗两件。

这些出土文物多是装饰品和生活器皿，吸收了宋代金银器玲珑精巧的特点，而纹样上亦使用具有吉祥意义的凤凰、鱼、牡丹、芍药、西番莲、卷草等作为繁荣昌盛、美好幸福的象征，虽然这些作品的体积都较小，但是在如此小的体积中却能将细部刻画得精工细致，无不体现出西夏手工业匠人工艺技术的娴熟。这些美轮美奂的金器，纹饰图案采用线雕、浮雕、镂空的手法，制作工艺则运用了铸、锻、焊、抛光、切削、钻孔和鎏金、捶揲、镶嵌等技术，可见西夏金属制作工艺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与中原的技术不相上下。

金银器是以贵重金属黄金和白银为基本原料加工制成的器皿、饰件等，在古代社会中多数为皇家和上层贵族拥有，常代表着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的精髓。西夏由于境内矿藏资源稀少，金银的采冶量有限，相当一部分靠进口来解决。“庆历议和”后从宋朝获得的25.5万两岁赐中，白银及其制品就占了7.2万两。除了宋朝每年岁赐外，他们还到处购买，致使宋朝京城金银价格昂贵。由于资源缺乏，加之受到了汉族皇权文化的影响，为体现出统治阶级的尊严和威望，国家对金银使用范围有严格的规定。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明文规定：一般官吏、百姓不许穿黄色衣服，不许使用金器，建房不用金饰；镶金、镂金或镀金之物亦不许随便使用。个别例外情况应获得特别批准。纯玉之物亦如前例。违者要处以重罚。可见西夏对金玉之类贵重名物的使用相当严格。

正是由于皇室贵族的垄断、占有和喜好，促使制作者充分发挥着想象力和创造力，所以西夏的金银制品工艺十分精良，水平较高。政府机构中专门设有“文思院”，为官府手工业作坊之一，专管金、银、犀、玉等高级用品的制造，用以满足统治者在日常生活和礼仪制度上所需的各种工艺制品。据文献记载，西夏官吏“戴金冠”，更有甚者“人马皆衣金”，元昊的皇后野利氏就喜欢戴一种用金丝编织的皇冠——“起云冠”。

西夏纺织中也用金银。宋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金国使臣庆裔到宋朝，宋徽宗赐给他“金线袍段”，庆裔怀疑是西夏国的“棉褐”，推辞不要。这说明西夏织的“棉褐”与宋朝的“金线袍段”非常相似，可以媲美。《马可波罗行记》中还记载西夏地区使用“金锦”，即把黄金拉成细丝，织到丝、毛、棉织物中去，这需要用技术性极高的金属拉丝工艺，十分复杂。这在当时的中国来说，是处于领先地位的。

西夏金属制品的精致，除了有精湛高超的锻铸技术外，还与使用先进的冶铁鼓风设备分不开。榆林窟第三窟西夏壁画中有一幅《锻造图》，图中有3男子皆扎头巾，两锻铁者站立，皆着短衣、短袄，腰系带，束绑腿，足穿麻鞋（或草鞋）。一人袒左臂膀，左手持火钳夹住砧板上的金属，右手持小锤锻打；另一人双手抡大锤全力锻打铁件。第三人坐于墩上，着较宽大式上衣，袒露左臂，下穿窄裤，卷裤腿，足穿草鞋，推拉竖式双木扇风箱，风扇后面的锻炉正冒着火焰。这幅画十分生动形象地再现了西夏时期铁匠密切合作的劳动场面。从这幅锻铁图中，可以看出西夏工匠在锻造中所用的鼓风设备已不是韦囊鼓风，而是开始使用风箱鼓风。

我国古代最早的鼓风工具是用皮革制成的皮囊，通过拉压的反复动作，使其一张一合，把风鼓入炉中。战国时期曾经发展成“排囊”，利用多个人力向炉里鼓风，增大风量，加强燃烧火力。这虽然比单囊鼓风进步，但需要大量的人力，因而限制了冶铁业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在熔冶中采用木风箱鼓风，要比欧洲早五六百年，最早使用木风箱的记载是1044年成书的《武经总要》，但那是简单的木风箱，在一扇箱盖板前方安设两根推拉杆，由一个人推拉鼓风。到元代时，虽已发展到在一扇箱盖板前方安设4根推拉杆，由4个人同时推拉，鼓风量大增。但西夏的这种木风箱更具优点：一是容量可以做得很大（形体比人高），双木扇可以轮流推拉互用，将风连续吹入炼炉，因而鼓风量大，增强了空气在炉中的穿透能力，燃料得以充分燃烧，使炉膛始终保持所需高温，提高了治炼的强度，提高锻造产量和质量。二是构造简单、坚固耐用，所用材料价廉易取。这在当时是最先进的工艺设备，直到清朝末年，冶金业里仍使用这种风箱。这幅我国现存最早的竖式双木扇风箱图十分珍贵，说明当时鼓风箱在西夏已得到普遍使用，西夏的锻铁技术已经相当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