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金银器

 中国古代金银器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契丹贵族的奢华生活，也反映了契丹本土文化与中原文化、外域文化之间的交融。契丹民族日常生活喜用金银制品，死后也常以金银制品随葬，因此考古发现的辽代金银物品较多，大都出土于墓葬中。主要有内蒙古赤峰辽驸马墓、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敖汉旗李家营子两座辽代早期墓、哲盟辽陈国公主墓，辽宁建平张家营子辽墓等，在内蒙古巴林右旗泡子营还发现了辽代的银器窖藏。李家营子辽墓出土的金银器中有一件鎏金银盘，盘心锤揲出一猞猁状兽；还有一件银执壶，口部有流，壶柄和口沿相接处饰一鎏金胡人头像，底部外缘饰一周联珠纹，这些都具有波斯萨珊式银壶的特征。主要包括葬具、首饰、生活用品和服饰件几大类。其与唐、宋金银器最大的区别是有较多的面具、尸体网络等葬具和马具（包括鎏金器物）。

 辽代的金银工艺继承了唐代的传统，又受到了来自波斯，以及地中海等地文化的影响，并根据本民族的生活习性而创造了富有特征的金属工艺。例如鸡心壶、八角铜镜以及鎏金凤冠等等。辽代的工艺美术特色，是与悠远的草原民族传统和生活习俗紧密相关的，同时与北宋相比，辽代与西方的联系也更加密切，辽代陈国公主与驸马墓中出土了大量金银器，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辽代金银器多为契丹贵族使用的冠带佩饰、马具、饮食器皿、首饰、符牌及葬具之类。大都为辽代宫廷与地方的官手工业制品。辽代（907-1125）金银器制作业十分发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内蒙古、辽宁、吉林、河北都有重要发现。凡辽代金银器纹饰凤凰、孔雀等禽类，都与鹫相似，眼神凶恶，钩喙尖锐，爪尖锋利，反映了契丹人在长期的狩猎生活中对鹫的一种偏爱。辽代晚期金银器出土于内蒙古巴林右旗窖藏和库伦旗墓葬。巴林右旗发现的八棱錾花银执壶、荷花敝口银杯等物，完全是中原形制，看不出契丹族特点。库伦旗墓葬出土的鎏金银带饰隐起的行龙和骨朵云都是宋代模式。辽境金银器的这种演变过程，实际上也反映了辽境契丹族日益汉化的不可抗拒的总趋势。

 辽代金银器以1986年出自内蒙古奈曼旗辽开泰七年（1018年）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者为最精致丰富，该墓共出土金器31件、银器147件。主要有金面具、八曲金盒、镂雕金荷包、錾花金针筒、双龙纹金镯、缠枝花纹金镯、金戒指、金球饰、鎏金银冠、高翅鎏金银冠、金花银枕、金花银靴、金花银盒、金花银钵、银长盘、银唾盂、银托盏、银壶、小银罐、银粉盒、银器盖、银刀、银锥、银勺、银丝网络、银马具和金银带等。所有金银器共用金约1700余克，用银约1万余克。金器经鉴定，含金量达95%-98%。这批金银器种类繁多，制作精美，是辽代金银器中罕见的发现。器物的内容十分丰富，金面具两件、银丝网络两套，是完整的殡葬服饰，体现了契丹大贵族的丧葬习俗和等级制度。金银带饰保留了原状也极为难得，银冠、枕、鞋等在中原地区比较少见。

 其次是1954年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市应历九年（959年）辽驸马赠卫国王墓的大批金银马具、带饰和鎏金龙纹银碗、银高足杯、金丝织物等。此外，在辽宁省建平县张家营子出土的刻契丹文款识花式银碟、二龙戏珠鎏金银冠，河北省承德县发现的契丹文金银符牌，发现于北京市房山县的鎏金银面具和辽宁省建昌县龟山辽墓的二十二曲花式口银杯，出土于内蒙古巴林右旗泡子营辽代窖藏的柳斗形银杯、海棠形錾花银盘、八楞錾花银执壶与温碗、复瓣仰莲纹银杯、二十五瓣莲花口银杯、荷叶敞口银杯以及赤峰市郊区窖藏的辽代鎏金錾花银鸡冠壶和鎏金錾花鱼龙提梁壶等，均为具有代表性的辽代金银器。辽代金银器中大多富有契丹民族特色，以马具、带饰居多，金银器皿较少。用大量马具、带饰殉葬，标志着契丹族善于骑射的强悍性格。辽代帝王凡授大臣爵秩，也“皆赐锦袍、金带、白马、金饰鞍勒”。再如马上携带的鸡冠壶，敛尸用的面具、网络等，也都是契丹族特有之物。但其中明显受到宋式金银器影响者，也不乏其例。如建昌县龟山辽墓出土的二十二曲花式口银杯，出自内蒙古巴林右旗泡子营辽代窖藏的复瓣仰莲纹银杯、二十五瓣莲花口银杯、八楞錾花银执壶与温碗等，均具有宋式金银器的风格特征。当然也不排除内中有的是由中原流入辽地的。

 叶茂台7号墓所出银鎏金镂花捍腰，锤錾五个塔式建筑，塔身嵌琥珀、琉璃珠，地錾鸾凤纹。这种多层錾刻技术是唐代金银细工的发展。

 辽代的金银器制作工艺多采用钣金、浇铸、焊接、捶揲、錾花、鎏金、镶嵌等盛行于唐和五代的传统技法，根据契丹族的游牧生活习俗，设计和制作所需要的各种器形。装饰图案多模仿唐代流行的团花格式，以龙、凤、鹿、鱼、宝相、牡丹、忍冬、联珠与缠枝花卉等纹饰为主。如赤峰市郊窖藏的辽代鎏金錾花银鸡冠壶，腹部錾刻的鹿纹形象，姿态即与唐代刘赞进奉的金花鹿纹银盘的表现手法相同，而器物造型则仿照游牧民族所使用的皮囊壶形制作。辽代金银器在装饰技法上有新的发展，如应历九年（959）辽驸马墓内出土的鎏金龙纹银马鞍桥饰和出自辽宁省建平县张家营子辽墓的二龙戏珠鎏金银冠，即采用了多层錾刻工艺，使器物的花纹图案主题突出，呈现出富有层次的浮雕装饰效果。这表明辽代的金银器制作工艺已在继承唐和五代传统技法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并与本民族的传统风格融合一体，形成新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