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钱币博物馆馆长、研究员周卫荣（左）为中国黄金报社《黄金“思”享家》主持人鹿宇宸介绍馆藏黄金展品。

　　海昏侯墓“上、下”铭文小马蹏金。

　　楚金版正面。

　　黄金具有美丽的光泽和优越的性能，是古代中国很早认识和利用的金属之一，其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化。在我国史前、商朝和西周时期，黄金仅用作贵族的饰品或部族的祭祀用品。战国末期，最早的黄金货币楚金版出现在楚国。西汉时期的马蹏金、麟趾金，基本功用应系祭祀而非货币，西汉史料中记载的黄金，大部分是使用黄金衡量的价值尺度，实际支付时可以是铜钱或爵位等，当时并不存在巨量黄金。

　　西汉的黄金作为价值尺度，除使用铜钱，还可以使用爵位等其他物品进行兑现。

　　西汉历史上最大的两次赐金一次为二十余万斤，一次为五十万金，两次赐金事实上有很大部分是用爵位折抵的。这两次的赏赐皆是发生在大胜匈奴之后，汉武帝按照规定对建有军功的将士赏赐黄金与爵位。

　　由于两次战争之后需要赏赐的黄金数量太多，而府库已近枯竭，于是汉武帝特设武功爵来替代黄金赏赐给将士。

　　黄金最早是以饰品、祀品的角色为当时的显贵所拥有和使用。中国古代的黄金货币最早见于战国晚期的楚国，是以金版的形式作为称量货币使用；楚金版背面的布纹是铸造过程中从泥范上的布痕翻印而来，而非打印铭文或捏握泥模形成。

　　西汉的马蹏金、麟趾金的基本功用是祭祀而非货币，其上的“上”“中”“下”铭文可能代表了用于宗庙祭祀时摆放的位置或组合，而非指成色高下，也不是作坊之代号。

　　西汉黄金尊为“上币”，天子经常用于赏赐，但文献中所述之“赐金”之数并非皆用真金，常以铜钱或爵位代之；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大量黄金只是个别特例（与之身份相关），汉代并没有传言中所说的巨量黄金，所谓的西汉巨量黄金消失之谜是个伪命题。

　　“西汉巨量黄金消失之谜”是伪命题

　　自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出土数量可观的黄金之后，“西汉巨量黄金消失之谜”又成为了人们的热门话题，在各类媒体及文博界、金融界盛传。其实，西汉多黄金的认识由来已久。如《宋史·杜镐列传》中载有太宗所问：“西汉赐与悉用黄金，而近代为难得之货，何也”[50]；

　　明末清初大学问家顾炎武在其《日知录》卷一“黄金”条下认为：“汉时黄金，上下通行”；赵翼在其《廿二史劄记》卷三“汉多黄金”条更说到：“古时不以白金为币，专用黄金，而黄金甚多。”这些记载说明在宋明时期，中国古代学者就已经有了西汉多金的认识。

　　那后人是依据什么提出西汉拥有巨量黄金的？这主要是由于《史记》《汉书》中有大量西汉皇帝赏赐黄金的记载，数量从数十斤到数十万斤不等。此外，黄金被记载用做礼聘、馈赠、贿赂、贮藏及对外贸易的数量亦十分巨大。如史料载：

　　《史记·平准书》：“其明年，大将军、骠骑大出击胡，得首虏八九万级，赏赐五十万金，汉军马死者十余万匹，转漕车甲之费不与焉。”《汉书·食货志》：“此后四年，卫青比岁十余万众击胡，斩捕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汉书·惠帝纪》：“赐给丧事者，二千石钱二万，……视作斥上者，将军四十金，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汉书·文帝纪》：“其益封太尉勃邑万户，赐金五千斤。丞相平、将军婴邑各三千户，金二千斤。朱虚侯章、襄平侯通邑各二千户，金千斤。封典客揭为阳信侯，赐金千斤。”《史记·梁孝王世家》：“孝王未死时，财以巨万计，不可胜数。及死，藏府余黄金尚四十余万斤，他财物称是。”

　　尽管有学者提出，“金”字在西汉并不一定指黄金，但从文献记载来看，《史记》《汉书》中的“黄金若干斤”“金若干斤”中的“金”，都是指黄金是没有问题的。首先，《史记》和《汉书》中有大量“金”与“黄金”混用的情况。如《史记·高祖本纪》：“高祖曰善，赐黄金五百斤”；《汉书·高帝纪下》则为：“上曰善，赐金五百斤”；《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嘉上印绶免，赐金二百斤”；《汉书·外戚传下》则为：“成帝‘赐（嘉）黄金二百斤’”。

　　特别是《史记》本身就有混用的情况，如《高祖本纪》载：“予陈平金四万斤，以间疏楚君臣”；而《陈臣丞相世家》则载：“汉王以为然，乃出黄金四万斤与陈平”。

　　其次，西汉制定的《二年律令》中有大量用“金”指代黄金的法律条文。如《杂律》载：诸有责（债）而敢强质者，罚金四两；《钱律》载：同居不告，赎耐，正典、田典、伍人不告，罚金四两；《具律》载：赎死，金二斤八两。

　　再者，西汉时期我国的冶金技术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人们对各种常见金属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如《二年律令·金布律》载：“采铁者五税一；其鼓销以为成器，有（又）五税一。采铅者十税一。采金者租之，人日十五分铢二。”这表明西汉时期官府已经按照开采金属的种类征收矿产税了，必然也对各种金属有了很深的认识。

　　既然西汉史料中的“金”与“黄金”皆指黄金，那么是否意味着西汉的黄金真如史料中记载的那样数量巨大的？

　　其实不然，虽然西汉史料中记载的用于赏赐、贿赂、礼聘的黄金数量惊人，但这些黄金很多时候只是价值尺度，并不是真正使用黄金支付。

　　如《汉书·王莽传》中：“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黄金二万斤，为钱二万万。莽深辞让，受四千万，而以其三千三百万予十一媵家”。此处即黄金为价值尺度，实际以铜钱支付的例证。如果“黄金二万斤”没有进一步解释“为钱二万万”，后人会误以为当时以黄金支付，而事实上却是以铜钱支付的。

　　而且在西汉时期的《二年律令》中，有大量罚款都标明为“罚金”，但《金布律》中明确说明了民众可以用铜钱来代替黄金用于支付罚款：“有罚、赎、责（债），当入金，欲以平贾（价）入钱，及当受购、偿而毋金，及当出金、钱县官而欲以除其罚、赎、责（债），及为人除者，皆许之。各以其二千石官治所县十月平贾（价）予钱，为除”。

　　西汉的黄金作为价值尺度，除使用铜钱，还可以使用爵位等其他物品进行兑现。

　　西汉历史上最大的两次赐金一次为二十余万斤，一次为五十万金，两次赐金事实上有很大部分是用爵位折抵的。这两次的赏赐皆是发生在大胜匈奴之后，汉武帝按照规定对建有军功的将士赏赐黄金与爵位。

　　这种赏赐只以军功的大小来决定，并不以政府是否有足够的资源以供赏赐而决定，所以史料中才会记载：“于是大司农陈藏钱经用，赋税既竭，不足以奉战士。有司请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赃罪；请置赏官，名日武功爵。级十七万，凡直三十余万金”。由于两次战争之后需要赏赐的黄金数量太多，而府库已近枯竭，于是汉武帝特设武功爵来替代黄金赏赐给将士。

　　武功爵之所以可以替代黄金赏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是西汉爵位是可以用金钱来买卖的。民众既可以从政府买入爵位，也可以彼此进行爵位的买卖交易。如史载文帝时：“夏四月，大旱，蝗……民得卖爵”。

　　所以，西汉爵位是可以标价买卖的，这也解释了为何武功爵后会标明每级的价格，而且用黄金计算出了武功爵的总价值为三十余万金。

　　因此，尽管史料中记载的两次因军功而赏赐的黄金达七十余万金，但如果去除武功爵折抵的部分，同时除去可能使用其他军功爵位、铜钱等折抵的部分，府库实际支付的黄金是十分有限的，远达不到文献记载的数量。

　　此外，西汉另一次较大规模的黄金记载发生在汉高祖时期，刘邦：“予陈平金四万斤，以间疏楚君臣”。刘邦赐予陈平财物的目的是用于贿赂项羽身边诸人，所以此处黄金很有可能是价值四万金的珠玉财宝及金钱，完全为黄金的可能性不大。

　　鉴于西汉时期存在黄金作为价值尺度，而在实际支付时使用铜钱、爵位或其他财物的现象，所以文献中记载的黄金与实际存在的黄金是有很大区别的。

　　那么既然不用黄金支付，为何西汉史料要使用黄金作为价值尺度来计价？

　　这是由黄金在西汉的地位决定的。早在秦代，黄金即被定为“上币”，西汉时期黄金“上币”的地位并未改变。

　　黄金“上币”职能的形成，一方面源于黄金早期的饰品、祭品功能，系供统治阶层在祭祀、朝觑、通问、酬功、待宾、嫁娶等场合，以享、纳、赐、赠、贿、鬻、聘等方式，在其上下、相互之间，作财富转移、再分配、宝藏等用。

　　另一方面是由于秦代及西汉前期属于我国金属铸币发展的早期，铜钱的重量和价值都不稳定，所以政府在法律文书等重要文件中需要更加稳定的价值尺度，而黄金恰好具备这样的功能。

　　所以西汉时期，官方使用黄金作为价值尺度进行财物计算的情况比较普遍，这也导致了《史记》《汉书》中出现了大量与黄金有关的记载。但这些记载大多数也只是价值尺度，并不是后人以为的黄金实物。

　　不过，随着铜钱制度的不断完善，东汉时期已经不再需要使用黄金执行“上币”的职能了，所以自此时起文献中的黄金就逐渐仅用来指代黄金实物了，出现的次数也就迅速减少了。

　　所以，“西汉巨量黄金消失之谜”本身就是个伪命题。西汉史料中所记载的黄金，大部分是使用黄金进行计价的价值尺度，并不是实际存在的黄金。而之所以在西汉时期黄金会作为价值尺度大量出现在史料中，则是由黄金的“上币”地位决定的。

　　编者注：本文中的“斤”与“金”不同义，为了尊重文献，不作修改；其中，一“金”在古代可能指一枚铜钱。

　　（本文作者周卫荣系中国钱币博物馆馆长、研究员，作者孟祥伟系中国钱币博物馆助理研究员。本文原刊载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1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