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镀金时代

 相对于19世纪末的镀金时代。哈佛大学教授、《金钱溯源：世界金融史》一书作者尼尔·弗格森对美国华尔街金融界发展格局、势头的评价。《华尔街的新镀金时代》一文发表在美国《新闻周刊》2009年9月21日（提前出版）一期。文章说：如今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之一爆发刚刚一年，我们似乎又回到19世纪末的镀金时代，也就是银行家最后一次近乎统治美国的时代。几家华尔街大公司在摩根公司带领下又开始赚大钱，向高管们支付数百万美元的奖金。与此同时，每个月，无数普通美国人因为几家华尔街大公司造成的危机面临失业或丧失房产赎取权。让危机中的失败者极度气愤的是，现在对小债务人有一套法律，对大债务人则是另一套法律。如果你失了业，支付不了1500美元的月供，没人打算救你。但花旗银行集团可以亏损277亿美元（该集团去年就亏损了这么多），并可以指望联邦政府拨给它450亿美元。尽管大西洋两岸都在谈论新的金融规定，我们金融体系中最重要的缺陷很可能不会涉及。相反，一年前采取的紧急措施使情况明显恶化。这种缺陷可能总结为：“太大而不可能破产的”银行。让我们称之为TBTF。华尔街老手亨利·考夫曼称，从1990年到2008年间，美国最大的10家金融机构掌握的金融资产比例从10%增加至50%，尽管银行的数量从超过1.5万家减少到8000家左右。到2007年年底，15家拥有8570亿美元股东资产的金融机构的总资产为13.6万亿美元，其帐外债务为5.8万亿美元，总金融杠杆率为23：1。他们还承保名义价值达216万亿美元的衍生产品。这些公司曾经是华尔街的“投资银行领导集团”。如今却不仅如此。这些金融机构已经发展得太大了，任何一家机构破产都将对整个体系构成危险。去年的危机使这一问题在两天内恶化。首先，15家大银行中的三家出局：贝尔斯登、美林和雷曼兄弟。其次，鉴于雷曼兄弟的破产在经济上造成的灾难影响，这使人们从前怀疑的事情成为现实：幸存者都是TBTF，事实上由美国的彻底信任和信用保证。到目前为止提议实施的制度改革都没有触及TBTF的核心问题。以最近二十国集团财长会议上，唯一的显著变化是呼吁TBTF在经济“一旦确实复苏”时筹集更多资本，减少负债。就连这也引起银行家们的抗议。政客们声称要更严格地调控大银行，我们眼下不需要这样的象征性动作，现在需要的是对金融服务部门严格实施反托拉斯法，迅速终结那些“太大而不能破产”的机构。政府尤其需要阐明，联邦保护措施只适用于银行储蓄，而银行的债券持有者不会再像在这次危机中那样得到保护。换言之，当银行破产时，受影响的应当是债权人，不是纳税人。这些能落实吗？眼下我不这么认为。

 其实，早在2002年前后，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公众对工商业富豪们的贪婪攫取越来越感到难以忍受。左派学者更是从理论层面对此加以抨击，其中代表性人物，就是提出美国的“新镀金时代”已经来临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保罗·克鲁格曼是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系经济学教授、《纽约时报》等媒体的专栏作家、以敢言著称的学者。他在专栏中说：“我小时候生活在纽约长岛，可以看到‘镀金时代’留下来的大型别墅，在那个时代里，超级巨富可以负担得起与欧洲皇宫媲美的豪华住所，让众多的仆役组成的大军为自己服务。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现在，这样的宫殿又重现了。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新镀金时代’。”

 保罗·克鲁格曼认为：美国现代右派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对19世纪末期经济高速发展的那段时期充满怀念。当时税收政策优惠，行业规范缺失，只有宗教性质的慈善活动，没有政府推动的社会福利计划。从米尔顿·弗里德曼到罗弗·诺奎斯特为代表的保守派，都把那个事实上的“镀金时代”描绘成“黄金时代”。他们认为，强调那个时代的不公正和社会严重两极分化，完全是左派对历史的修正主义理解，是在误导民众。

克鲁格曼说，至少在一个方面，当年的情形又重现了——那就是各阶层收入的不平衡。自从右派保守党开始掌权，人们的收入差距就开始加大，现在美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回到当初“镀金时代”的水平。

 “镀金时代”最富有的美国人是约翰·洛克菲勒。1895年他被迫交纳所得税，申报收入为125万美元。这个数字几乎是当时美国人均收入的7000倍！可是拿今天的标准来看，（单纯以数字计算）洛克菲勒作为首富显得有些寒酸。去年，投资人杂志《Alpha》报道，对冲基金经理詹姆斯·西蒙斯的收入达到17亿美元，是美国人均收入的38000倍还多。另外，还有两位基金经理的年收入也超过了10亿美元。2006年，美国前25位基金经理的总收入达到了140亿美元。

 2004年4月，美国的“明星CEO”、通用电气总裁杰克·韦尔奇栽在了两个女人手里。这桩绯闻案的女主角是42岁的《哈佛商业评论》（HBR）总编苏茜·韦劳佛扮演第三者，49岁的第二任夫人简·韦尔奇扮演秦香莲。前者黯然离去，后者则不依不饶，坚持离婚。66岁的韦尔奇在这段时间内遭受了精神和经济的双重打击——不依不饶的不光是太太，还有大大小小的媒体。记者的兴趣更多地集中于这桩家事暴露出来的另一面：简太太将丈夫诉上法庭，要求分得5亿美元家产，而且还雇用律师把韦尔奇的账目查了个底朝天，并暴露在世人面前。通过这个意想不到的机会，人们才得以窥见，通用电气集团老总的生活应该是这样的——据估计，韦尔奇2001年度拿到的全部薪资达1620万美元，此外他还持有2200万股通用电气普通股，价值约8亿美元。2003年，韦尔奇光荣退休，但集团并没有停止为其付账。除了上述豪华设施外，小到报纸和日常用品，集团都为韦尔奇“买单”。甚至连韦尔奇邮寄一封信，集团也会为他付邮资。通用电气集团在纽约曼哈顿给这位前CEO保留了每月房租高达8万美元的公寓，外带免费的美酒佳酿和三餐。据另一位专家估计，韦尔奇每月乘坐波音公务飞机的费用高达29万美元。

 韦尔奇先生的光辉形象在这次曝光中受到了很大打击，美国公众对他这样一个退休后，仍然让集团每年支付250万美元各类账单的“贪婪经理人”感到愤慨。通用电气的股价甚至因此下跌。然而韦尔奇也觉得委屈：首先他认为自己“值这个价”，其次，他并不是惟一过着帝王一般无忧生活的大公司CEO。2005年，美国公司CEO的直接薪酬均值为441.93万美元，相当于当年美国生产工人平均年薪的160倍左右（直接薪酬包括工资、奖金、限制性股票在其授予时的价值、执行股票期权的收益以及其他长期激励薪酬）。其中，收益最多的是联合技术公司CEO戴维。他2006年的直接薪酬总额为8830万美元，多数来自行使股票期权的收益。当年，摩根斯坦利前CEO裴熙亮离职时，得到了1.06亿美元的遣散费和退休金，其中包括4400万美元的现金奖金。一个基金经理收入10亿美元。贫富差距增大，中产阶级缩小。对冲基金经理成为亿万富豪，只是收入不平衡现象中极端的例子。所有关于收入集中度的评估指标都显示，美国收入的不平等已经回到1920年之前的水平。在过去30年间，美国普通人的工资只增长了10%左右，而美国前100个大公司CEO的退休补偿费，却从30年前的130万美元（普通员工年薪的29倍）增长到了3750万美元（普通员工年薪的1000倍）！这一趋势直接导致了中产阶级的萎缩。现在美国最富有的13000个家庭的收入，相当于2000万较贫穷家庭的总收入。因此，说美国进入了“新镀金时代”并非妄言。

 目前，新镀金时代还没有让人们感觉像旧镀金时代那样两极分化和不公正，那是因为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收入的不平衡性。累进所得税对富人所征税率要远远高于中产阶级，遗产税则限制了巨额财富的继承。而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也为不那么幸运的人提供了基本保障安全网。但是，在过去30年里，美国政府的政策却始终在向富人倾斜。

 首先，税收政策没有取得积极进展。据一项调查，自1970年以来，针对0.01%最富有的美国人的平均税率降低一半，针对中产阶级的税率则上升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股息红利和资本收益等非劳动所得的税率，已低于中产家庭劳动所得收入税率。

 对美国富豪来说，经济繁荣加上大把地赚钱，这不只是个“新镀金时代”，而是货真价实的“黄金时代”。至于这种繁荣是否像当年的“镀金时代”那样暗藏危机，是否会像“镀金时代”一样以大萧条和战争终结，那就很难说了。至少近两年，各项大公司频出丑闻，就足以让世人警醒。

 2004年5月14日，《中国经营报》发表俞雷的文章《全球化：新镀金时代》。文章说：繁荣的中国市场似乎正在迎来一个镀金的时代，当我们的“营销大师”们在台上夸夸其谈他们的“终端拦截”战术，我们的连锁超市在全国挥洒着自己的扩张战略的时候，不少工人正在受着低工资和零福利的盘剥。

 这让我想起了镀金时代著名的新闻记者厄普顿·辛克莱，他在1906年出版的经典著作《丛林》一书中，描述了一个16小时工作日，按小时计算工资，在屠宰场加工腐肉的芝加哥血汗工厂。然而这些强盗式资本主义并未在一个世纪之后消失，在孟加拉国、洪都拉斯甚至中国的东莞等地，依旧有那样的血汗工厂存在。

 1894年，在镀金时代最臭名昭著的劳资纠纷中，美国霍姆斯泰德钢铁工厂的工会被解散，大批罢工工人被血腥屠杀，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衷心祝贺”了处理这个事情的下属并且觉得“生活又重现了其价值”。而今天的报章上，又会有几个人会为普通工人来申讨本该属于他们的工作保障与福利呢？

 民营企业家王填自费请专家起草的《商业大店法》草案已经交给了刚刚履新的商业部部长薄熙来。我们希望“速办”的指示背后，是政府认识到连锁企业（包括国际连锁企业）在中国大肆扩张的同时，必须承担起它们对这个社会的责任。洛克菲勒曾经说过：“我的钱是上帝给的。”他表达的其实是镀金时代的这样一种常识，即强盗式资本家正在执行一个神圣的上帝授意的计划。镀金时代把贫穷、竞争和剥削说成是自然的生存竞争的一部分，这恰恰是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花言巧语。企业（或者组织）的权利与义务是对等的，而我们所看到的，是这些企业在攫取利益的同时，却丝毫没有对我们的社会作出任何承诺。《商业大店法》光遏止国际资本的扩张是远远不够的，它更应该让该法所涉及的企业充分意识到自己对劳工、对社会所负的不容推卸的义务和责任。

 我们是否正在重新迎来一个新的镀金时代？正如镀金时代是由农业社会朝工业社会转变一样，我们所处的工业社会也在发生着改变——我们正在从工业时代步入信息时代，从一个冷战的世界走向全球经济一体化。镀金时代的矛盾也同样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张开双臂去迎接全球经济发展的新机遇，但是，数以百万计的民众被抛向社会边缘的威胁也时时存在着。我们现今的价值取向，也折射着一个世纪前的阴影——放任的自由经济政策、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名利双收的游戏。今天的许多大企业和一个世纪前的血汗工厂在很多层面上有着相似之处，它们在两个层面上彻底改造着世界的经济体系——一方面是技术进步所展现出的美好前景，另一方面则是社会两极分化的重重危机。

 新镀金时代的实质是一个跨国公司统治下的世界，它们左右民族国家的政府——就像今天的拉美国家，它们榨取劳工的血汗，它们破坏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它们用全球化摧毁一个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与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