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钱“五十名珍”之一。西汉末年王莽政权“新”（公元8-24年）铸造的库用钱币。该钱形制奇特、书法的古朴和存世的稀少而被钱币界誉为古钱珍品之首。状如葫芦，长6.2厘米，重41.7克。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为方孔圆钱形式，直径为3厘米，面文为篆书“国宝金匮”四字，旋读，悬针篆。下以短颈联方形泉身，边长为2.8厘米，身面、背有直纹两道，纹内直书悬针篆“直万”二字，背无字。是我国历史上面值最大的铜币。此钱铸造精好，文字劲秀，保存完整，遍覆绿锈，为古钱币中难得的珍品。百年以来，有关其出土、流传等的传说不胫而走，成为历久不衰的话题。据史料记载，王莽在位16年，由于国库空虚，共进行了4次货币改革，每改一次，就搜刮老百姓一次。“国宝金匮直万”是王莽最后一次货币改革铸造的。可能是与布货十品相配合使用。这次改革实行黄金国有，令发将黄金输于御府，发给国宝金匮直万作为凭证。这个时期金禁甚严，自列侯至庶人均不得挟带黄金，铸此钱的目的也可能是用以取代已罢铸的错刀、契刀、金饼的职能。“国宝金匮直万”面值为一万枚五铢钱。可兑换黄金一市斤，与一枚金饼等值。一枚“国宝金匮直万”钱，竟值一斤黄金，足见其剥削程度之惊人了。由于布货十品行使不到一年就停废，“国宝金匮直万”钱也可能未正式流通。因此人认为是流通货币，但因折价太高而没有正式进入流通领域。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王莽到高庙拜受“天帝行玺金匮图”代汉而立成为皇帝，金匮在其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王莽铸造行“国宝金匮匮万”钱是为纪念“金匮”对其的贡献，并试图以纪念性质的大值货币，来推行其实施套取王侯贵族手中黄金的措施。更有人认为，该钱并非货币，而是藏金柜上的拉手或者装饰之类，象征着王莽拥金无数。真是仁智相见。“国宝金匮值万”钱，史籍失载。自清《古泉汇考》始见记述：“道光戊申冬日，鲍子年孝廉自青门寄一拓本，文曰‘国宝金匮’，篆书，甚遒劲，亦当是汉魏六朝之别品。云：陕西近时出土者，逾年，已酉，余归京师，适苏兆年自秦中寄售陈太师寿卿，寿即以赠余，因附记于于此，庚戌秋八月初五日。”后不知所归。嗣后《钱汇》又见记录：“‘国宝金匮’钱，面背肉好周郭，近于西安出土，为刘燕庭所得。曰‘国宝’似正用品，曰‘金匮’或取珍藏之义欤。”亦无从查考。相继《杂录》又有著录：“‘国宝金匮’圆泉，古泉汇载之。今余君挺生收有一品，下连方座，中有篆书“直万”二字，制作精妙，青绿满身，背无轮郭，据云，以千金购得之，真世间之尤物也，余君谓是新莽所铸，未知所本。”此泉后也杳无音信。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西安市西北隅未央宫地区一农民掘土时得二品，皆完好无损。此二品均卖予西安南院门的马姓古董店。其中一枚由阎某带至上海，售予张丹翁，复归余挺生，最后为江南钱币收藏大家张叔驯所得。据说张氏于解放前移居美国时已将此珍品带走，至今下落不明。另一枚为清末曾任西安邮务长的英国人纽曼（E·A·Newman）所得。1930年春天，钱币学家张B伯（张晋）在上海参观纽曼藏品，得以亲睹斯泉风采，商让再三，方始成交。此后这枚珍泉历经转手，又为陈仁涛收藏，并在解放前夕随其流落香港。解放后50年代初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我国政府以重金将其购回，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宝级收藏珍品、千年珍泉历经沧桑，重归故里，令人欣慰。近几年，西安地区又有出土发现，有一枚无方座的圆钱，有数枚铸造不精，尚有残缺的“国宝金匮直万”，2005年《西安晚报》和《收藏界》杂志相继作了报道。高陵钱币博物馆2006年下半年，一次偶然的机遇，入藏了据讲是民国年间被密藏至今的极其精美的生坑“国宝金匮直万”，还有一起密藏的大泉五十、货泉、货布、大布黄千等一批。这枚“国宝”属长径版，上部圆钱与下部方座连接的径，比所见数枚明显长出（张振龙、张宏2007年11月27日）。2008年第12期《收藏》赵晓明《“国宝金匮”觅踪》又说，2003年底西安地区出土了一批“国宝金匮直万”钱，经陕西省金属检测分析中心检测，被检样本的金属成分为铜74.75%、锡4.93%、铅5.70%、铁2.22%。查周卫荣《中国古代钱币合金成分研究》一书中载有《中国金属货币数据库》资料，用此资料上的数据进行对比，结论是被检样本的数据与新莽时期货币的金属含量基本一致。“国宝金匮直万”钱的铸造方法是先用盒型阳文铜范母打制出阴文泥子范，然后再用烘焙好的泥陶子范数片摞在一起叠铸而成，这种叠铸法铸钱，也就成为我们判定其铸造年代的重要依据。参见“天帝行玺金匮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