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末、东晋十六国时期青铜摆件。《张掖史话》中记载：“西晋末、东晋十六国的前凉时，张掖临松山（今张掖地区民乐县境内）有块石头，上刻‘金马张’三字，‘马’字隐隐约约，‘张’却看得清清楚楚，石头的另一面还刻着‘初祚天下，西方安万年’的字句。”该书中所讲的这个人文遗迹在《十六国春秋·前凉录》、《凉州府志备考》、《河西志》等历史著作中均有记录。“金”是古代金属的统称，‘金马张’是个类似于“泥人张”、“神笔张”、‘铁拐李’、‘神笔马良’一样的外号；那么，这个擅长铸造马式并威震河西的“张君”究竟是何人呢？图谶是中国古代流传的可以应验的文字或图形，例如陈胜、吴广起义前在鱼腹中藏书，上写“大楚兴，陈胜王”六字，这是陈胜、吴广借楚国的余威替自己的成功大造舆论，在当时百姓中号召力极强。前凉张氏也借同姓先辈生前的威望为自己称霸河西制造政治舆论，这也是东汉“门阀制度”根深蒂固的缘故。正因为“石刻图谶”发现的原因，朝廷命官张轨和凉州大族张越之间还出现了“二张争霸”的奇特现象。 “石刻图谶”是如何诞生的呢？东汉博士侯瑾系敦煌人，他在路过凉州“灵渊池”（现雷台湖）时，曾眺望“张君”墓前的高大双阙，认为墓地风水极佳，有王侯气象，便对门生预言：将来张氏子孙中必能涌现称霸河西者。西晋末年，天下大乱，百姓期盼太平盛世，为张氏复出割据河西创造了条件，“临松石刻”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经甘肃天马文化研究院院长董洪先生考证，“金马张”正是武威雷台1号汉墓主人张江的外号，他在1995年11月25日《民主协商报》发表了《铜奔马与金马张》一文进行了论证。 《太平经钞》中记载的“飞马奔雀”就是他最杰出的作品，可惜现在谁也见不到了！他这位东汉开国功臣是冀州人氏，原名析宰，祖先乃卫国贵族，西汉末已是将军，率兵数千，屯鄡亭，备武关，后来反戈一击，投诚起义军参加了推翻王莽的洪流。刘秀封他为南阳析侯，被汉明帝拜为破羌将军重新起用后更名张江。 雷台墓中出土的甲型铜车马和其它出土文物，都表明主人是位居高职的武官。其中最直接的证据是墓中出土了四颗龟纽银印，一枚印章的印文是“口口将军章”，另一枚印章的印文是“口口口军章”。《汉书·百宫公卿表》记载：“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缓。”由此可以确切地认为墓主人是屡任秩比二千石以上将军职位的高级武官。特别要提出的是在一件铜壶上刻有“臣李钟”三字，由于雷台墓发掘报告中将铜壶上篆书铭文的“臣”误认作“巨”，因此这件能表明墓主人身份的重要文物被忽略了。铜壶铭文中的“臣”，应指的是家臣，因此墓主人应具有列侯的身份。 饰有獬豸形鎏金铜华蚤的贴金铁伞撩股是另一件被忽略的文物，现存三股撩叉长约74厘米，与当时车上实用的伞撩股的高度相同，应是生活中实用的器物，而这件伞的盖和杠则在古时被盗墓人掠取。据汉代舆服制度，伞盖上的金华蚤为皇亲国威才能享用。《后汉书·舆服志》记载：“太皇太后、皇太后法驾，……黄金涂五末、盖蚤。”“皇太子、皇子皆安车，朱班轮，青盖，金华蚤。”因此墓主人可能与当时最高权贵有着相当于亲属的关系。特别要指出雷台墓随葬的铜钱达2万多枚，不仅是甘肃古墓葬中埋钱最多的，也是全国发掘的汉墓中埋钱最多的之一。尤其在汉魏之际，由于战乱频仍，钱币短缺，甚至出现以物易物的现象，因此这一时期的墓葬中随葬钱币较少。如嘉峪关新城发掘的魏晋壁画墓的3、6、7号墓都是三室的大墓，3号墓只随葬12枚铜钱，葬钱最多的7号墓也不过只有275枚。由此可见，雷台墓随葬铜钱之多在当时是十分显赫的，绝不是一个六百石的小官能拥有的，而应该是屡封秩比二千石的将军，并且位至列侯，还与当时最高权贵有亲属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