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官印等级制度是在秦制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定型于武帝时期。汉代日常使用的有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六种，史称“乘舆六玺”。另有秦始皇“传国玺”，共7玺，实物均佚。汉代帝、后、百官及少数民族政权官吏使用的印章，依官职的主属关系可分为帝后及宫官印、诸卿及其属官印、将军及其属官印、王侯及其属官印、郡县乡官印、少数民族官印六大类。秩级不同的官吏，官印的质地、纽式均不尽相同，大致可分六等：1.帝、后玺均称“玺”，白玉质，螭虎纽。今有“皇帝信玺”封泥传世。皇后玺实物有1968年陕西咸阳出土的“皇后之玺”。2.王玺。金质，龟纽。《汉官旧仪》谓汉王玺纽式为橐驼纽，今证以实物，似误。实物有1981年江苏邗江发现的东汉初期“广陵王玺”。3.太子、列侯、丞相、大将军印。均金质、龟纽。列侯印称“印”，余均称“章”。实物有金质“石洛侯印”。4.秩级中二千石、中二千石印。均银质，龟纽，称“章”。实物有银质“琅琊相印章”。5.千石以下至二百石官印，均铜质，鼻纽，4字，称“印”，印文或省“印”字。今存世汉官印多属此类。6.二百石以下小官印。均铜质，鼻纽，半通。按汉百官印边长为汉制一寸，称通官印。半通为通官印之半，因称半通印。两汉时期官印的制作虽遵循着一定的等级制度，但各个时期的官印印体厚薄、纽式形状以及印文风格都有一定的差别。汉初官印印面仍仿秦制施田字界格或日字格，构图比秦印丰满茂密。纽式以鼻纽为主，同时出现了秦印所无的蛇纽和鱼纽。标准品有“宜春禁丞”、“旃郎厨丞”及“皇帝信玺”封泥等。惠帝至文景时期的官印，印面已多不施界格，多数为4字，官名5字的则合文为4字。印文笔势多圆转，印体较薄，均背平。已不用蛇纽和鱼纽，而鼻纽、龟纽始成为官印的基本纽式。此期官印鼻纽仍多保持秦及汉初形态，纽面较窄，纽体略圆。龟纽的龟腿较短，头微突，体扁平。鼻纽印标准品有“□川侯印”、“楚永巷丞”，龟纽印标准品有“□侯之印”。武帝至西汉末官印，二千石、中二千石印均5字，称“章”，中下级官印均4字，称“印”，侯印亦称“印”。字体宽博，笔势雄劲而略呈圆转，布局严谨饱满，风格凝重大度。龟纽印的龟体比前期略高，背隆起，施六角重环纹，形态逼真。鼻纽印的纽形与前期相较边薄，面宽，孔大，呈覆瓦状，习称瓦纽。标准品有“雎陵家丞”、“山□尉丞”等。东汉初期官印的纽式及文字风格与西汉中后期印相近，东汉中期以后，时代特点才逐渐明显。这时的官印印体普遍加厚，龟纽印的龟颈加长，鼻纽印的纽边较厚孔小，有的纽面甚宽。印文篆刻多用直笔，笔势方折，字体更显方正，而无西汉印文之圆转体态。标准品有“蠡吾□相”（见图）、“□闺苑监”、“甘陵厩丞”等。汉少数民族官印有汉赠给少数民族官印和少数民族自镌印两类。遗存汉赠少数民族官印有60-70方，涉及的民族有滇、越、匈奴、鲜卑、羌、青羌、胡、卢水、休著屠各、夷、氐、蛮、丁零、乌桓、叟等，遍及四裔。所镌官名有王、侯、君、当百、亲汉长、破虏长、率众长、邑长、千长、百长，匈奴印中还有尸逐王、且渠、居訾、台耆、温禺□等依匈奴语汉译的官名和称号。武帝时期赠给少数民族的官印，首字为该民族名，纽式与汉普通官印同。宣帝时期赠给少数民族的官印首字始署“汉”，下为民族名。东汉印沿袭宣帝以来传统，首字也多署“汉”。此外，民族名前后多有“归义”等修饰辞（见图“汉匈奴归义亲汉长”印），并始以驼纽作为赠给少数民族印的基本纽式。汉代少数民族政权自镌官印见于记载的有匈奴、闽越、南越等，遗存的仅有南越国官印。南越官印制度受汉影响，其纽式形态与汉印不尽相同，广东省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的“文帝行玺”的龙纽为汉印所无，“右夫人玺”、“泰子”印的龟纽形态与中原印异，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金玺的印台和印钮以高于98%的黄金一气铸成，凿刻精巧；印台长31毫米；印面方形，小篆阴刻的“文帝行玺”四字文道笔直，书体端正，刚劲有力。“文帝行玺”的印钮超越历代帝玺的蛇、龟、螭、虎，独以东方人崇拜的神兽龙为钮，昂首、隆腰、卷尾、神气活现，四足作产走腾飞状，蟠然有灵。“文帝行玺”是西汉第二代南越王赵昧的官印，印文沟槽内和四壁均有印泥残留，印台有碰撞和划损的痕迹，特别是龙钮的提握部位，经握磨显得十分光滑——这是中国出土文物中唯一一枚行使过至高无上权力的帝皇印玺，也是唯一的一枚龙钮金玺，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南越国共传了五代王，在历史上存在了93年。详见《中国黄金历史文化》一书《西汉南越王赵眜（mò）“文帝行玺”金印、玉印、丝缕玉衣》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