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波斯金银器。制于公元6-7世纪。唐代胡瓶见于金银器和陶瓷器，侈口，槽状流，细颈，溜肩，鼓腹，最大弧度在腹下部，喇叭形高足，口沿与肩安柄。胡瓶在波斯乃至整个中东地区都在使用，十六国时期传入中国。《前凉录》曰：“张轨时西胡致金胡瓶，皆佛菻作，奇状。”胡瓶是盛酒器。《通鉴释文辩误》卷九：“唐太宗赐李大高胡瓶。瓶，盖酒器也，非汲水器也。今北人酌酒以相劝酬者，以曰胡瓶，未识其规制与太宗之胡瓶合乎否也。”胡瓶在唐代的史书中多有提及，而且多为皇室贵族使用。如唐太宗把自用的胡瓶赏赐给大臣，《旧唐书》：“（大亮上表谏）太宗下之书曰：”……人称一言之重，侔于千金，卿之此言，深足贵矣。今赐卿胡瓶一枚，虽无千镒之重，是朕自用之物。”中宗皇帝赐突厥胡瓶。玄宗赐安禄山大银胡瓶、安禄山献金窑细胡瓶等。银质胡瓶在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内蒙古敖汉旗、河北宽城都有出土。唐代陶瓷器中也有大量的类似器物，见于世界较大博物馆藏品及出土物，1974年山西长治出土唐白瓷人头胡瓶，河南洛阳塔湾唐墓出土三彩凤首壶。1977年陕西富平县唐李凤墓出土白瓷胡瓶。1980年秋季，在河南新安县磁涧乡柴湾村唐墓出土1件凤首壶。1982年9月，在河北蔚县黄梅乡榆涧村唐墓发现了1件凤首壶。波斯胡瓶分四类：第一类，分三式。Ⅰ式：凤头顶为盘口，凤眼炯炯有神，威武挺拔，细颈，垂腹，高圈足外撇。柄弯曲，两端为喇叭状花口，紧贴于壶体。Ⅱ式：凤头扁长，细长颈，中间有两周弦纹，壶腹较丰满，圈足扁矮。Ⅲ式：凤头做盖，凤嘴做流，细颈，垂腹，扁圈足，曲柄。著名的青釉龙柄凤头壶，以凤头为盖，龙为柄，细颈，长圆腹，高圈足，壶腹装饰豪华，用弦纹分割成四个装饰带，自上而下分别为：莲瓣、忍冬纹、胡人乐舞、菩提叶等，颈与圈足分别饰串株和倒垂莲瓣纹。第二类，壶，壶口叶形，有三彩、白釉、黑釉；颈细，长短不一；柄有绞绳形、龙头形、带状形等；圈足，有外撇，窄边、喇叭形等。第三类，腹为梨形，有白釉，绿釉等；流为叶形，壶腹呈梨形，矮圈足，曲柄，柄的顶部有人头、猴头、龙首形装饰。第四类，口为洗形，带状流，细长颈，溜肩，圆腹，浅圈足，曲形柄连于口肩之间，见于白瓷制品。唐代前期，同外部世界的联系极为密切，唐代的首都长安，广州和福建泉州为当时国际贸易中心。阿拉伯、波斯和中亚西亚的商人通过陆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来到这里，他们带来了很多金玉宝物，使异域的物产、文明源源进入中国。唐朝受波斯文化影响非常突出，波斯处在东西文化交汇处，由于当时的东亚处于中国文化圈之内，能与华夏抗衡且自具风貌的文明主要在西方（指西亚中东），故西方文明最受唐人关注。其中波斯的经济、文化、工艺的水平在中世纪非常高，波斯文化辉煌灿烂，波斯早在汉代就和中国有联系，萨珊王朝时期，波斯和北魏关系密切。到了唐朝，波斯和中国的往来更为密切，他们将中国的丝绸、药材、陶瓷等运往西亚，把西亚的物品织棉、金银器、玉石器、玻璃器等贵重的手工艺品大量运到中国。当时唐代称中国之外人，往往不辨其国籍，统称为“胡人”，商人曰“胡商”，所用之物一概冠以“胡”字。根据史籍所记，这些商人多数为波斯大食国人。人们慕胡俗、施胡妆、着胡服、用胡器、进胡食、好胡乐、喜胡舞、迷胡戏。胡风流行朝野，弥漫天下。唐代工艺美术创作中，像织绵、金银器、瓷器等深深地染上了波斯的色彩。唐代陶瓷器中有很多与西方文明联系颇多的造型，如中亚种的双峰驼、胡人俑、胡人双狮、西域风格的双耳扁壶、把杯、角杯、六叶形盘、立环形高足盘及胡瓶等。唐代陶工们广泛地吸收了波斯工艺品的造型和装饰特点，并把它们与中国传统陶瓷工艺术结合，唐代的凤头壶就是在波斯胡瓶的基础上创新发展的，工匠们把胡瓶的口沿、流、盖作成凤首，柄上安龙首等中国人喜爱的纹样。唐朝胡瓶独具特色，盛极一时，与当时社会盛行的饮酒风气密切相关，上至皇帝，下至百姓，唐代各阶层普遍饮酒，唐太宗、穆宗喜欢葡萄酒；皇帝对亲近的供奉官特别是早期的门下省和后期的翰林学士，都是要给酒或经常赐酒。有关文人、武人阶层嗜酒饮酒的确记载就更多了，有关将士们的饮酒记载主要是各种劳军、犒军、享军宴会。平民百姓饮酒应该也不少。这时期饮酒的场所除在公堂、家中或郊野外，还有许多在酒肆和酒店里，都城长安市上酒肆旗亭为数甚多，全城许多里坊中都有酒肆，规模大小不等，而东、西两市则最为集中有名，胡人在市内除做珠宝杂货生意外，经营酒肆也是其主要行业，“胡姬当垆”、“胡姬劝酒”已成为极具时代特色的文化景观。以下出土的考古资料就是证明：唐永泰公主墓前室壁画北侧的《宫女图》上，出现了手持胡瓶的侍女；唐代墓里出土的胡商俑，也手持胡瓶；三彩骆驼的背上亦挂着胡瓶，在西安和洛阳的唐代墓葬里出土了三彩、白瓷胡瓶。作为酒器的胡瓶在唐代饮酒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