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宋元明金银器研究专家扬之水认为（2009年5月9日〈广州日报〉吴聿立《出土器物溢奢华，“宫样”金银首饰领大明时代风骚》：明代金银首饰的兴盛与辉煌，是一个有意思的题目。从元人手中接过封建社会接力棒的明代，其金银首饰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一改宋元金银首饰的草根本色，雍容华贵，宫廷气十足。明代金银首饰在名称上有了细致的分别，大大小小的簪钗各有其名，且由于髻（金丝发罩）的出现形成了比较固定的组合关系，而首饰的插戴之满，是明代女子的妆束风格。累丝工艺是明代的绝活，它把明代金银首饰的制作定型为技术化的风格。累丝不仅使首饰的立体造型或繁复的构图用材大为俭省，也让金银本身变得柔和轻盈，精光内敛，更宜于在镶嵌工艺中衬托玉石的魅力，同时还丰富了首饰图案的表现手法。金银首饰的镶玉嵌宝虽在明代大为兴盛，但宝石加工不太发达，多是依照宝石的自然形状而填嵌，托座与宝石的扣合便多半不很紧密，易脱落。 明代首饰的名称与唐代相似，即通名多，专名少。与宋元相比，明代金银首饰显示出的一个最大变化是类型与样式的增多，因此在名称上有了细致的分别，大大小小的簪钗，都按照插戴位置的不同，或纹饰、式样乃至长短之异而各有名称。比如明代文献中提到的若干名目： 髻、金丝髻、挑心、掩鬓、压发、围发、耳坠、坠领、纽扣等等。虽然有些时候没有说到质地，但对照存世实物，可知是以金银为主。其次，明代金银首饰中出现了髻。 髻是俗称，金丝编就的髻，明代也称金丝髻或金丝梁冠，即女子戴在发髻上面的发罩。由于 髻的出现，金银首饰遂以一副头面为单位，形成了比较固定的组合关系。而首饰的插戴之满，是明代女子的妆束风格，簪钗的命名也因此多着眼于它所在的位置。额角，鬓边，时或称作四鬓（《金瓶梅词话》第二十七回形容夏日里潘金莲、李瓶儿的一身家常妆束，“惟金莲不戴冠儿，拖着一窝丝杭州攒，翠云丝网儿，露着四鬓，上黏着飞金，粉面额上贴着三个翠面花儿”），论修饬严整，四鬓都要装点得一丝不苟才算是好，不少簪钗便是为此而设计。换句话说，明代所谓“一副头面”，便是指插戴在 髻周围而装饰题材一致的各式簪钗。头面一副，讲究者，按照《天水冰山录》（此为纪录抄没严嵩家产的清单）中的记述，总在十至十二三事左右，或多至二十余事或少至五事七事，而以前者为常。对所知明墓出土的若干组首饰作综合考察，大致可以认为，一支挑心，一枚分心，鬓钗一对，各式小簪子亦即小插、啄针之类的“俏簪”三对，如此十件应即通常的头面一副。繁者，添掩鬓一对，又小插、啄针若干对，若更增花钿、顶簪、后分心，便至二十余事了。 处身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明朝，文化发展总势趋于保守，然而其金银首饰却越发雍容华贵，宫廷气十足。这和贴近世俗生活的宋元金银首饰形成了巨大反差。其中原因：清以前的金银首饰传世品极少，而考古发现又有很大的偶然性，它反映的情况只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冰山一角。宋元金银首饰多出自民间工匠之手，可明内廷设专为皇家打造首饰等金银器物的银作局。既然进入了皇家，那金银做成首饰就不能像宋元那样随意了。就已经公开发表的材料而言，宋元金银首饰今天能够见到的宫廷作品是很少的，明代则恰恰相反，即出自宫廷者占了很大的一部分。定陵所出不必论，其他如嫔妃、外戚，各地藩王及藩王家族墓，开国功臣墓，所出金银首饰其实都以宫样为主。而宫样的雍容华贵，在明代始终是为人们所钦羡、所追仿的。我正在写作的一本书名叫“奢华之色”，我想，这四个字也许可以大致概括明代普遍的社会风气和在此社会风气之下形成的金银器（包括金银首饰）的风格与特色吧。明代金银首饰纹样（样式、纹饰）的主要特色及变化。大致来说，宋元多选择清新活泼的自然景物，明代则更倾向于把花草禽鸟组织为各种祥瑞图案。而以纹样中各个物事的谐音构成吉祥之意，也正是在明代才开始广为流行。不过在金银首饰中，这一类尚不多见。为寿日婚嫁等吉庆喜事而制作的首饰，或取用释道人物，或以制字、嵌字、錾铭的方法直接点明图意。如金西王母寿字挑心、刘海戏蟾寿字挑心等。此外，佛教艺术以及佛教人物中的妆束和器具也是明代首饰取材的一个来源，除挑心、掩鬓外，还有佛手簪、禅杖簪等，式样细巧别致，是从世俗化了的神佛世界中生长出来的装饰趣味。而这些都可以说是以所谓“宫样”引导时代潮流。镶嵌是明代金银首饰的工艺特色，且对清代金银首饰的制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宋元工匠把锤鍱工艺发挥到极致，而明代金银器首饰的主要工艺特点是金银与宝石的结合。这种镶嵌之风的盛行是和郑和下西洋带回的西方珠宝制作观念及大量囤积宫廷的宝石有一定关系的，但只是原因之一。对宝石的热情，元代已经开始了——新朝统治者带来对所谓“回回石头”的喜爱，此风遂盛。郑和携归珠宝，或者可以说是推波助澜。湖北钟祥明梁庄王墓出土的金镶宝簪钗不妨作为一证。而《明史》卷八二《食货六》说到嘉靖中期以后，“太仓之银，颇取入承运库，办金宝珍珠，于是猫儿睛，祖母碌，石绿，撤孛尼石，红剌石，北河洗石，金刚钻，朱蓝石，紫英石，甘黄玉，无所不购。穆宗承之，购珠宝益急”；万历中，“帝日黩货，开采之议大兴，费以鉅万计，珠宝价增旧二十倍”；成书于万历年间的《五杂组》卷一二列举当日为世人所重的各种宝石，而曰“皆镶嵌首饰之用”，定陵以及大抵同时的藩王墓葬所出头面多以珠宝为饰，自然与这样的背景密切相关。红蓝宝、祖母绿、猫眼等宝石性脆且硬，易崩裂；黄金白银性软，这种“软”与“硬”的结合对当时的工匠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挑战。金银首饰的镶玉嵌宝，正是到了明代才大为兴盛。蒲松龄《七言杂文》咏银匠中的“簪顶牢箝石榴子”，“金镶蝴蝶闹纷纭”，便都是具体式样的描绘。实例如北京万贵墓出土的一支金镶宝莲花顶簪。金簪造型为一朵重瓣莲花，系用金片卷成圆管把莲花举为三层，红、蓝两色宝石一一镶嵌花瓣，一颗黄宝石即明人所谓“酒黄”嵌在当心以为花蕊。花团锦簇的效果，原是用了层叠镶嵌的办法营造出来。金银和珠宝玉石的结合，重要的是烘托和映带，此际金银和珠宝俱为构图的元素，要根据这些元素不同的特性而安排位置，使得光和色在相互映衬之下显出和谐与生动。至于镶嵌工艺，却要说中国古代的宝石加工始终不很发达，细致的加工根本谈不到，直到明代镶嵌工艺中也没有对宝石的精细加工，多是依照它的自然形状而填嵌，托座与宝石的扣合便多半不很紧密，也因此极易脱落。累丝是明代影响后世的又一绝活。累丝是工艺精巧又省料的一项金银首饰加工技术。它把片材处理为花丝，而使首饰制作精细到最小的构成因素，金的柔韧之品质也在累丝工艺中被发挥到极致，也因此成就为首饰制作精细的极致，实例如南昌青云谱京山学校出土的金累丝蜂蝶赶花钿。金钿用九厘米长的窄金条做成一道弯梁，素边丝掐作牡丹、桃花、杏花和两对游蜂、一只粉蝶的轮廓。薄金片打作蜂蝶的躯干，花心、花瓣、翅膀平填细卷丝，然后分别攒焊、镶嵌为一个一个小件。九朵花用细金丝从花心穿过系缀于弯梁，再把做好的“螺丝”抽去芯线，一端系于蜂蝶，一端从花心或花瓣里穿过去然后系于弯梁，蜂蝶便轻轻挑起在花朵上而姿态各有不同，粉蝶是正在采花的一刻，游蜂是敛翅将落而未落的瞬间。累丝一方面以对原材料的精加工使得首饰立体造型或繁复的构图用材大为节省，另一方面也使金银本身变得柔和轻盈，精光内敛，更宜于在镶嵌工艺中衬托玉石之温润，宝石之明艳，如明梁庄王墓出土的金累丝镶玉嵌宝牡丹鸾鸟纹分心（图四）、金累丝镶玉嵌宝牡丹鸾鸟纹掩鬓。累丝同时也丰富了首饰图案的表现手法，比如平填和堆垒。总之，累丝是金银器手工制作所能达到的精细之最，它把明代金银首饰的制作定型为技术化的风格——纤巧，秀丽，规整，精细至上。而明人对“奇巧”的欣赏，也可以说是由洗练与圆熟的技艺所成就的趣味，金细工艺中的累丝，也是其中之一。 明代宫廷金银首饰制作有讲究，使用起来必然也有严格规定，帝后嫔妃乃至王公大臣等的使用等级也很多。而且礼制规定中的各种首饰其实并不精彩，比如王室墓葬属于女性的金银首饰，基本构成是金簪一对，金凤簪一对，金帔坠连钓圈一副。这原是聘礼的基本组成，因此金饰上面多有铭文，式样也很程式化，其制作者主要是内官监和银作局，即所谓“内府制作”。属于帝后者，等级最高的便是金镶宝珠点翠龙凤冠，但我以为不论式样还是工艺，它都算不得最好，实在不如定陵出土的在礼制之外的其他几副头面，如“金厢玉宝寿福禄首饰一副”，“金镶玉龙牡丹珠宝首饰一副”，又“金镶玉嵌宝蝶赶花首饰一组”。后者以“蝶恋花”为主题，与采花蝶构成组合的有牡丹、桃花、菊花和梅花，它们或以材质的相异形成色彩与光泽的对比，或以造型与做工的不同形成几者之间的交错变化，总之仿佛一支主题鲜明的大曲，每一个小节都要用不同的方式演绎和复述大曲的主旋律，最终汇成一片喜盈盈的斑斓之色（图五）。一副首饰的设计制作，最要在这里见出巧思。以定陵为例，可知宫廷做法除工艺讲究之外，更有珠玉宝石的使用毫不吝惜，于是珠光宝气闪耀于高低错落之间，传统的庭园小景以此而蔚成一派玉堂富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