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日常生活所用金银质碗、盒、杯、盘之类器物。唐代金银器皿集中发现于陕西省西安市及其附近地区，绝大部分出于窖藏和居住遗址，出自墓葬者甚少。它们主要应是宫廷和地方官手工业中的制品，专供统治阶级上层享用，间或用于君臣之间的赏赐、进奉以及对佛教寺院的施舍。唐代金银器皿制造业发达，数量大，品类多，其制造中心是首都长安。到唐代后期，长江中下游的一些州，金银器皿制造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1949年以前只有少量唐代金银器物出土。对其进行科学研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唐代金银器皿的发现：传世品极其罕见，以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所藏当年遣唐使带回的一批最为重要。1949年以前出土的唐代金银器皿，多已流散国外，收藏于世界各大博物馆。在英国不列颠博物馆有15件，其中一件高足杯上附有僖宗乾符四年（877）刻铭，是流散器物中较为重要的一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地发现唐代金银器皿已达260件以上。在西安和平门外、陕西耀县柳林背阴村、西安东南郊沙坡村、西安南郊何家村、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喀□沁旗哈达沟门，都曾成批发现，西安、咸阳等地也有零散出土。较贵重者有，西安东北郊八府庄附近出土的大小银盘各一件；西安西北郊坑底村出土的金花银盘一件（据盘底刻铭，该器系唐德宗时越州刺史裴肃的贡品）；西安东郊韩森塞出土的银盘一件和天宝四载（745年）宋氏墓出土的银洗一件。唐代金银器皿的分期与研究：唐代前期金银器皿数量较少，器物中有较多的波斯萨珊式金银器的器形，象八棱带柄杯、高足杯、带柄壶、多瓣椭圆形盘等。唐代后期，这些器形已不用或很少用，吸取了中国传统的铜器、陶瓷器、漆器的传统器形，常见的器类为碗、盘、盒之类。同一类型的器物，从唐代前期到后期形制也有明显变化，这种变化同陶瓷器的器形演变表现了同样的趋势。与此相适应，器物纹饰由琐碎、纤细转向繁缛绚丽，外来纹样逐渐失去相对独立的地位，而同中国传统装饰图案融为一体，从而使金银器装饰臻于完美、成熟。唐代金银器皿根据装饰纹样的变化可分作5期:第一期，7世纪初至8世纪初（约当高宗、武则天时期）。花纹主要有两类:一类以翼兽、宝相花或六瓣花为中心，周围绕以比较纤细、规整的忍冬纹组成的各种图案；另一类为传统的折枝花鸟或狩猎纹。第二期，8世纪初至8世纪中（约当中宗至玄宗时期）。此期花纹沿袭了第一期的基本内容，但宝相花层次增多，结构复杂，显得更加富丽；忍冬纹枝蔓流畅，花繁叶茂，并同花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一些器物上出现了枝叶茂盛、鲜花怒放的花卉图案。第三期，8世纪中至8世纪末（约当玄宗以后至代宗时期）。图案多以羽鸟、团花为中心，周围绕以缠枝花。叶□花艳，构图和谐，富于写实意味。第四期，8世纪末至9世纪中（约当德宗至文宗时期）。此期花纹基本同三期，但构图趋于严整，讲求对称，花卉图案拘谨而欠生动，羽鸟已趋于抽象化。第五期，9世纪中期（约当宣宗时期）。主要是耀县柳林背阴村出土的一批银器。其花纹、鸟兽，都表现出简单及抽象化的特征，尤其象涂金刻花银三足罐，器腹刻人物并附“子路”、“少正卯”、“论语注·灵公问政”等铸文题名，更是以前不曾有过的现象。唐代金银器皿的工艺技术：唐代金银器皿中，造型精美、结构巧妙，装饰雅丽者比比皆是。沙波村出土的银熏球是唐代金银器工艺的最佳作品之一，其主体是一个直径仅4.8厘米的圆球，由上、下两个半球体扣合构成，接合处装有一小型卡轴，其余部分磨成扣合严密的子母扣，结合牢固，启合方便。下半球内装置两个同心机环和一个焚香盂，各部件以相对称的活轴关连于器壁，利用同心机环和活轴造成的机械平衡，确保焚香盂在球体无论怎样转动的情况下，都能保持常态而不致倾仄或倒覆。该器遍体镂空，在有限的球面上刻划了数组形态各异的花鸟，充分显示了制造工艺技术的高水平。对何家村窖藏金银器皿的技术鉴定证实，唐代的金银细工工艺十分复杂精细，已经使用了钣金、浇铸、焊接、切削、抛光、铆镀、捶打、刻凿等，多数器物都是综合运用多种工艺才制造成功的，而且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如焊接方面，运用了大焊、小焊、两次焊、掐丝焊等，无论那种焊法，都做到了焊口平直，看不出焊缝。有的小金盒，螺纹同心度强，子母扣扣合严密；各种加工件，很少有轴心摆动的现象。所有这些，标志着切削加工已趋成熟。何家村金银器皿中，有一件八棱金杯，纹饰用掐丝珐琅作出，填料虽已脱落，仅留一些粉末，仍不失为一件珍贵的掐丝珐琅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