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多金，史书记载言之凿凿。自汉高帝至平帝12代，仅帝王对臣下赏赐用金就有90万斤。顾炎武《日知录》有“黄金”条言：汉时黄金上下通行，故文帝赐周勃至五千斤，宣帝赐霍光至七千斤，而武帝以公主妻栾大，至赍金万斤（《汉书》作十万斤）。卫青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梁孝王薨，藏府余黄金四十馀万斤；馆陶公主近幸董偃，一日金满百斤。王莽称帝为聘史氏子为后，用金竟达三万斤。王莽将败，省中黄金万斤者为一匮，尚有六十匮；黄门、钩盾、藏府、中尚方处处各有数匮。此外还用黄金贿赂、笼络匈奴用金等。例如“刘邦予陈平金四万斤，以间疏君王。”看来“汉多黄金”之说是可信的。汉代盛行黄金，仅出土的金饼就可证实。这时的黄金来源是多渠道的，主要是历代的积累。春秋以前，视黄金为宝，战国至秦，特别秦国最盛，兼并天下，搜罗黄金，都聚于秦王朝的宝库之中。其次是通过丝绸之路，以丝绸交换西域诸国的黄金，即外贸交易，据载一斤丝绸价等于一斤黄金。第三，西汉采矿生产黄金增加。另外还通过各种赋租、税及各诸侯王贡金、助祭、赎罪、买爵等集中于朝廷。在汉代之前，黄金的出现频率是很高的，成为了一种法定货币，但到了汉代以后就暴减以至不再作为货币。（黄谦，2004年10月27日《中国历史上的顶级谜团——汉代黄金消失之谜》）是国家历史上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问题。现在，无论是什么理由，都不能合理的解释这一现象。如果说：汉代的黄金，指的是黄铜的话，那么要记住，我国开始生产黄铜，是在汉代。而在汉代之前，黄金的实物和文献记载，就大量的出现了！如果说黄金是指青铜，我想我们的祖先不会这么蠢。再说，从战国文献上记载可知，当时的“金”和“黄金”是分得比较清楚的。如果说古书记载有误，那么汉代出土的黄金实物，可是很多的，而且全国都有！下面，有两个解释了：一，如果说黄金是流失到国外了的话，这个倒有可能，问题是：从张骞凿通西域，到东汉黄金大量减少，其中不过百余年，中国古代的对外贸易，是否如此活跃，恐怕可能性很小。要知道罗马白银从帝国停止扩张，到枯竭，前后达300年，而黄金是从来没有枯竭的。二，有一种说法是：中国当时的社会商品经济，不需要黄金作为货币。但是，请记住，汉代黄金价格是十分低廉的。一斤黄金不过值壹万钱。即使一斤黄金难以出手，铸造十克重的金币，按道理来说是很容易的事情。我想，中国的商品经济再怎么水平低下，也不会连值400钱的货物都没有！况且，当时中国的生产力是绝不差的。而且，在黄金退出货币体系之后，很快的，丝帛就登上了货币舞台，这就雄辩地说明了大额货币的必要性。而且，汉代巨大的黄金数额，最后到哪里去了呢？古人和今人都有一种说法是被佛事消耗了，如涂金像、写金经等。但问题是：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会蠢到把宗教消耗置于现实的货币需要之上，况且是不大信神的中国人！而且，佛教是在南北朝乱世兴起的，这时候需要大额货币的话，黄金还完全有足够的数量来支付需要。有一种说法是黄金被东汉末乱世中的富户隐蔽了。这也不可尽信。要知道我国的黄金暴减，始于东汉，在东汉一代，黄金的赏赐、储藏数量，已经远不如西汉了。而且天下最难的事情，莫过于隐蔽财富。前人埋下的财富，连铜钱都往往被盗掘一空，何况是更值钱的黄金呢？埋黄金难免有人知道，有人知道而一律不加盗掘，未免太不合逻辑。如果说是埋藏得很隐蔽而至今不为人们知晓，那么就近似神话了。要知道铜钱在整个古代都是不断被挖掘出土的，如果说黄金埋藏的数量巨大，那么断没有不出土的道理。如果说我们曾有过很多黄金，那么这些黄金到哪里去了？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么多的黄金，那么史书和出土黄金又是怎么回事？顾炎武认为后世多用黄金镀佛，而两汉则没有此等耗费。（吴琦松《中国古代货币的沿革》）这个理由显然并不充分。因为两汉黄金的记载是在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光从重量上看，按秦汉一斤重258.24克，约当市斤之0.5165。也就是说，汉代一斤等于目前一市斤的一半微多一点。即以一半计，赐金五千到万斤，也是两千五市斤到五千市斤之重，也就是说，是一吨到两吨之数了。这数字是惊人的。有人认为黄金数量太大，根本不能相信，于是将记载的“金”称为“金属”，其入“五行”的金木水火土即是，那么两汉流通的“金”实际上是铜。此说不确。铜的本色是红色，俗称“紫铜”。在明朝以前，钱币用铜均为以铜和锡为主的合金，即青铜，故铜钱又称“青钱”、“青蚨”。黄金则“金光闪闪”，两者相距甚远。《汉书·惠帝纪》颜师古《注》说出了很重要的一句话“诸赐金不言‘黄’者，一斤与万钱”。所谓“一金与万钱”，是说每赐一斤黄金，实际支付一万个铜钱。按千钱一贯计，万钱是十贯，五千斤就是五万贯，万金就是十万贯，支付手段由铜钱来折付金额，这就较容易被人理解了。这样就把两说天衣无缝地糅合起来了：两汉并非真的“多金”，而是以“金”为虚拟货币，实际按一斤金支付一千个铜钱。而正由于两汉时没有大量的佛教用金，因而我们现在能够看到许多两汉时铸造的金锭——金饼、马蹄金、麟趾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