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陈果夫最早发起组织的金融合作组织。据唐汉《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兴衰》载：1935年4月1日，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成为与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行并列的大银行之一，统称四行。农民银行成立以后，因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首脑，不便直接管银行，便由孔祥熙任董事长。可蒋介石又不愿放手，于是又设了一个其他银行绝无而农民银行仅有的理事长，由蒋介石兼任，使蒋仍执掌核心权力。陈果夫此时在陪都重庆，眼睛就盯住了农民银行，机会也在一步步向他靠拢。1940年5月，农民银行改组扩充，体制变为董事长制及总理处制，经过陈果夫的一番活动，金融界的大门终于向他敞开了。按蒋介石的预先通知，陈果夫将出任农行常务董事。然而10月正式宣布时，陈果夫的叔父陈其采为常务董事，陈果夫仅为董事。陈果夫感到吃惊。原来蒋介石不能让他一下子权力太大，所以临时才改变主意。但总的来说还是满意的，因为他毕竟成了农行7个董事之一，跻身于农行的高层决策者行列，而常务董事陈其采是他自家的叔叔，今后慢慢推进，不想农行不是陈家的天下。在董事会举行就职仪式那天，陈果夫仍然十分愉快地参加了会议。在会上，春风得意的农行董事长孔祥熙有意给了他一点难堪。孔祥熙向大家介绍时说：“陈果夫先生是办党特有研究的人。”用意十分明显，一个国民党的党务专家却来从事金融事业，岂不是笑话。”陈果夫也不客气，当即把孔祥熙顶了回去！“我曾经在金融界，不过落伍了约20年之久。”弦外之音，别小看人，20年前我是搞金融的，今后小心点。几句话说得孔祥熙倒尴尬起来，只有嘿嘿干笑几声，会场上的人也明白了陈果夫的来头，心头不禁都紧张起来。陈果夫果然不差，出任农行董事以后，便放下手头其他工作，专心投入到农行工作中去。1940年左右，国统区经济形势急剧变化，物资匮乏，物价飞涨，财政有崩溃的可能。蒋介石为孔祥照管理经济渐渐失望，而此时宋子文正在美国联系美元，分身无术，不能回国主管经济，而在国民党内部，即懂经济，又忠诚蒋介石的人不多。蒋介石把目光投向陈果夫。1940年，蒋介石任命陈果夫担任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行联合办事总处农业金融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时，又命陈果夫负责四联总处农业金融设计委员会制订扩大农业贷款，统一农贷的计划。1942年，在陈果夫的建议下，蒋介石下达手令，规定从7月1日起：“中交两行现有之农贷业务，应逐渐收缩，移交农民银行及中央信托局，所有农贷业务，全部移交中国农民银行接管，总计农民银行接收，贷款本息共53万元；农贷区域共299县市；农贷机构112所；农贷人员共722人。这是陈果夫的一大胜利。自此，中国农民银行在法律事实上已演成兼管长、中、短期农贷之惟一中央农业银行。其业务以全国为范围，以全国农民为对象，所负使命之重大，百倍于往昔。当陈果夫的农民银行有了一定实力后，便开始实施第二步计划，即问鼎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的宝座，要登上这一宝座，就必须倒孔，将董事长孔祥熙赶下台。1945年，孔祥熙鲸吞美金公债的黑幕终于败露，公众舆论大哗。陈果夫见时机到来，即借题大加发挥，风助火势、大造舆论，欲将孔置于死地。但孔祥熙后面有蒋介石这棵大树，他是不会倒的。最后以“分期吐出”所吞款项和辞职了事。尽管CC系在该案始发时煽风点火，但后来看到，政学系俞鸿钧在此中获利最大，当了财长兼银行总裁，搞得不好，会将所有的肥缺都收到囊中，CC系只能成为水中捞月的猴子。于是，陈果夫开始改变策略，即由倒孔到反过来拉孔，到处为孔祥熙说好话、打圆场。孔祥熙见陈果夫一班人并未落井下石，倒对他感激涕零，决定将农民银行让给陈果夫。1945年9月11日，陈果夫在日记中写道：“经国弟弟，谓奉委座令，征求余意，能否担任农民董事长，余允之。”按说征询任命一事，一个电话即可解决，蒋介石派蒋经国亲自登门征求意见，由此可见，蒋陈两家的关系非同一般。据范小方《国民党兄弟教父》载：早在1918年，陈果夫在晋安钱庄供职时，便常与他的德语老师薛仙舟讨论合作问题。薛仙舟，广东人，曾留学德国，研究财政经济，因德国合作事业比较发达，薛深受影响，积极主张合作运动。陈果夫随薛仙舟学习德语时，经常一起讨论，但只限于说说而已，并没付诸行动。1920年，陈果夫在上海组织了《上海合作同志社》，专门从事合作研究与宣传活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陈果夫再次找到薛仙舟，与他讨论合作问题，他要薛仙舟写出一个全国合作化的方案来，并特别强调：“合作必合于民生主义，始可针治共产主义阶级斗争之妄。后来，薛仙舟写成了“全国合作方案”初稿，刊载在《中央半月刊》上，陈果夫为之作跋，指出这种合作就是反对阶级斗争的主旨的运动。此后，陈果夫极力宣传合作运动，高唱什么：“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互助为合作之精神，合作是公平的事情。农业振兴，工业改进，不可恃资本者之相竞，就从平民自身来造成。货物不必靠商人，消费者自己经营。陈果夫企图通过这种宣传，捞取个人政治资本，控制合作运动，进行反共活动。后来，在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陈果夫提出《本党应特别提倡合作运动案》，被蒋介石所采纳，国民政府依照这一方案，将合作运动正式列入地方自治运动之一。1928年12月22日，陈果夫主持成立了“中国合作学社”，并亲自出任理事长，随后，国内一些地方开始成立合作社。至1931年，在全国1932个县中，有164个县成立了合作社，占1/10弱，以后逐步增加，大多数县都有了合作社。1933年10月陈果夫主持苏政后，江苏省的合作运动有了很大发展，到1937年初，江苏全省有合作社1800多处，入社人员达79000多人，社员股金达814000多元。为了对社员股金进行集中管理，1936年，国民党实业部公布了《合作金库规程》，规定各地合作社可以建立金库组织，专门管理社员股金。鉴于全国合作的发展，社员股金的日益增多，陈果夫便想将散处在各地的合作金库统一进行管理，使之集中起来，形成一笔巨大的财富。因此，当陈果夫于1940年担任中国农民银行的董事后，便与其弟陈立夫商量，拟将各地合作金库统一由农民银行进行管理。1941年12月5日，在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上，陈果夫、陈立夫联合CC派人物潘公展、程天放、赵棣华等人提出了《拟请切实改善合作金融发展合作事业以奠定抗战建国之社会经济基础案》，该案指出：“我国推进合作运动已22年，组织单位已相当普遍，现并实施县合作社组织大纲，行将见每乡镇每保均有合作社之组，以与地方自治之工作相配合。……但合作事业以合作金融为命脉。如合作金融不能适应合作事业之需要，及配合合作行政之方针，则合作组织对于抗战建国之机能，势必大受其限制，而不能充分发挥。因此，陈果夫等建议，尽快成立中央合作金库，“将现有各行局所办之合作贷款业务，加以调整与补充，此时需要更为迫切，理应切实付诸实施”，并要求：“中央合作金库成立后，应即于各省成立省合作金库，于各县成立县合作金库，运用金融力量，促进合作事业之发展”。该案还对中央合作金库的资本、职能、体制等都作了规定。由于当时陈果夫刚刚插手金融，在金融界还没有形成大的实力，因此，在金融界各方势力反对下，此方案没获通过。1945年10月陈果夫当选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后，多次向蒋介石提出建立中央合作金库的建议，于是，国民政府采纳了陈果夫等搁置了五年多的提案，决定设立中央合作金库。1946年11月1日，中央合作金库正式在南京开业，陈果夫被任命为合作金库理事长，其亲信寿勉成为总经理。在开业典礼上，陈果夫向大会致词，他再次强调：“合作制度，是资本主义及共产主义两端中间的一条中庸大道，它调合着公利及私利、公有和私有，公营和私营，而且具有计划统制之长，而无其短，所以是实行三民主义社会经济的康庄大道。在大谈了合作制度的所谓优越性后，陈果夫也看到，他的中央合作金库刚刚成立，要与孔祥熙、宋子文的国家银行一比高低，谈何容易，因此，他告诫大家：“机构成立伊始，组织既没完备，运用自难裕如，在短期以内，恐怕难以满足各方的希望”，他要合作金库的全体员工，参加股金的合作社员，“必须抱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情，来担负这一历史的任务。陈果夫为什么对合作金库如此感兴趣，愿花如此大的精力去经营它呢?按道理，他既当上了中国农民银行的董事长，手中有了这个全国性的金融机构，应该说是满足了，现在再成立一个合作金库，岂不是多此一举吗?实际上，陈果夫与陈立夫办中央合作金库，自有他们自己一番周到的考虑。首先，二陈想在金融上压倒孔、宋。当时全国中央级的金融机关有6个，二陈已控制了中国农民银行，交通银行的总经理已由陈果夫的亲信赵棣华担任，中央信托局的局长也换上了CC派人物，现在再成立一个中央合作金库，那么四行二局一库这7个中央级金融机关中，二陈便占了4个，其发展趋势足可以超过孔、宋，俨然成了蒋介石控制金融的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