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根庙位于内蒙古科右前旗葛根庙位于白（白城）—阿（阿尔山）铁路沿线，在乌兰浩特市东南60里，洮儿河东岸，111国道位于庙东、贯穿南北。庙址座落在陶赖图山脚下，方位东南。葛根庙分东西两庙，东庙有朝克沁（梵通寺）、居德伯（慧通寺）、拉森（广寿寺）组成；西庙由查干（宏济寺）、胡硕（广觉寺）组成。一般谓葛根庙是指东庙而言。1966年8月28日，“文化大革命”中，200多“红卫兵”冲进葛根庙，对其进行了毁灭性破坏。庙内珍藏的《甘珠尔》、《丹珠尔》经1868卷被焚毁，其中有用金汁书写的珍贵经书7卷；还运走镀金佛像5073尊、新旧地毯500米；同时砸毁石、泥佛像、石佛500余座。1969年8月，住在葛根庙附近的公社社员拆毁了葛根庙正殿3座、偏殿2座、小殿2座和葛根宫、葛根仓、喇嘛仓以及喇嘛住房四千多间，整个葛根庙内外被洗劫一空。满族人人主中原后，明确意识到蒙古族的威胁，也更清楚地看到了喇嘛教的作用。因此，一方面采取北不断亲的政策，把清朝公主下嫁给蒙古王公，又为儿孙娶蒙古王公的姑娘为妻，既拉拢又监视，变为自己的力量统治汉族。另一方面采取“以黄教（喇嘛教）柔顺蒙古”的政策，也是弱化政策。对此皇太极与乾隆皇帝的圣诏中都有充分的说明，如“兴黄教即可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盖以蒙古奉佛最信喇嘛，不可不保之，以为怀柔之道也”。而把扶持喇嘛教定为国策，即“修庙一座，胜用十万兵”，极力推行喇嘛教。为使喇嘛教渗入蒙古社会的各个细胞，清政府在其（理藩院则例）中规定“喇嘛辖众者，令其治事如札萨克”，使掌权的喇嘛有了与旗长同等待遇和权力，蒙古社会中又形成了僧侣封建主集团与世俗封建主集团并行局面。为了尽快推广喇嘛教，不仅给喇嘛优厚待遇，而且清帝亲自从国库中拨出国帑修建寺庙。在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统治时朝，清代的喇嘛教政策可谓达到了极为完善的地步，柔顺蒙古策略取得了异常的成果。科尔沁部落（科尔沁系鲜卑语，汉语意为“锐利的箭”），是受喇嘛教影响极深的地区之一。清代的200多年间，喇嘛教的佛事活动与蒙古族发生了广泛密切的联系。自俺答汗迎佛而归（明万历七年，即1579年）首先是上层贵族纷纷沉溺于虚幻世界，无所作为。俺答汗之孙把汗那吉竞“十二载无所事，日诵佛经数万育”，至于蒙古人家则户户供佛，多数人家都有佛，日夜烧香磕头。各家大事小事都请喇嘛念经，喇嘛教确实从精神上统治了蒙古族群众，包括统治阶级也陷入了喇嘛教的精神统治之中。在蒙古科尔沁部，喇嘛庙林立、喇嘛众多。据呼日勒沙著《哲里木寺庙》和德勒格著《内蒙古喇嘛毂历史》记载，哲里木盟十旗先后建寺庙180余个。这些寺庙多数修建在康熙、乾降和嘉庆年间，而且一些寺庙由他们御笔题名，颁谒匾额，足见清朝政府对科尔沁的重视。另外，科尔沁地区地理位置的重要性，科尔沁骑兵作为满清精锐部队，与清统治者关系密切，也可能是喇嘛教在此兴盛发展的原因之一。在哲里木十旗的180多座喇嘛教寺庙中，著名的有札萨克图郡王旗（今科右前旗）的陶赖图葛根庙，现科左中旗境内的双福寺、科右中旗境内的白音胡硕庙等。但无论从级别、规模和影响力等方面看，陶赖图葛根庙均当首屈一指。葛根庙的前身是位于今吉林省洮南东北30华里处的莲花图庙。清高宗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帝赐莲花图庙为梵通寺。嘉庆元年（1796年），经第二世葛根阿旺丹巴雅日选址，原哲里木盟十旗王公筹集资金，在札萨克图旗中部（今科右前旗南部）陶赖图山南坡兴建大型寺庙。新庙命名为“陶赖图葛根庙”，为修建陶赖图葛根庙特从北京请来图门乌力吉等能工巧匠30多人，仿照西藏斯热捷布桑庙式样修筑。第一批工程于嘉庆三年（1778年）七月十二日建成，后又几经续建，各大小殿堂及喇嘛住宅等占地约6万多平方米，四周均设石刻佛堂，共有30座，以此作为该庙禁区。陶赖图葛根庙的宗教活动。葛根庙以梵通寺、广乐寺、广觉寺、宏济寺、慧通寺五大殿堂为主，配有葛根官、尼玛宫、葛根陵等小型殿堂，成为本旗历史上规模宏伟的最大喇嘛庙。各殿堂内部则全为红漆明柱，天花板绘有古代龙凤图像，金碧辉煌，庄严肃穆。殿堂又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部为经堂，两侧均为陈列各种经卷和佛像，经具、器皿的地方。后部为佛堂。各殿堂因有主次之分，教系之别，其主供佛像和主诵经卷也有所不同。葛根庙也和其他大型寺庙一样，均以《甘珠尔》、《丹珠尔》为主诵经典。在《丹珠尔》经中的“医云明部”，是当今喇嘛医界和蒙古医界所用的主要医学经典之一。除正殿梵通寺外，四大殿堂各设学部一所，分别研究佛教理论经、天文地理、佛教密学理论、病因医理等。此外，为了各殿学部分别管理各自的日常活动，还设有15个庙仓。这是全庙各系统管理其教务、学习、生活、财物、布施收入等项的常设管理机构。喇嘛教组织，可分为两大系统。即学位系统和权位系统，葛根是活佛，是全庙的主宰和精神领袖，他是“转世相承”产生的，所以不能与喇嘛教的学位地位和权力地位相提并论。葛根庙在清朝末年的宗教活动和喇嘛人数达到鼎盛时期。当时的喇嘛人数1200多人，庙奴达240多户，并有获“拉布金巴”学位者70多人。因此从外地前来本庙进修学经以求得到学位者甚多。当时葛根庙各仓每月都有各自例行的大型经会。全庙范围的大型庙会每年定期举行三次。这就是“查玛”大会。该庙每年三次的查玛经会都是大型的，有60多人参加，分六次扮演成各种怪形脸面、奇特服装的神、鬼、兽、禽等角色，从其动作表情上也显示驱赶魔鬼激烈搏斗的形象。葛根庙喇嘛禁戒条例共有253条之多，根据喇嘛学历不同、地位不同，而对其守戒要求有所不同。如有破戒者，轻则挨打，并要立誓今后严加守戒；重者挨打后还罚苦役10-15天；对屡教不改者，驱逐出庙，派人将其送回原籍；庙奴出身的喇嘛破戒者，强制其做不定期的苦役，待有改正的表现后，经有关人员研究方可恢复喇嘛身份。庙宇布施收入有两种形式：一是俸禄；—是化缘。这两项收入是庙仓经济的基础，从清末到民国初期是该庙布施收入最多的几年。葛根庙活佛前后共历七世：第一世葛根名却日布札木苏，91岁去世；第二世葛根阿旺丹巴雅日于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转生，48岁便去世了，死后焚尸。第三世葛根耶希嘎拉僧于清乾隆帝二十七年（1762年）转生，58岁去世。第四世葛根罗卜僧图布丹吉格木德扎拉僧于清仁宗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转生，死于1877年，时年58岁，死后将其尸体曝干，其家派人到葛根庙将遗体涂上厚厚一层饰物放于葛根陵内，1958年迁到广寿寺内，1966年被“红卫兵”焚毁。第五世葛根罗卜僧海力布丹毕儒力莫于清光绪六年（1880年）转生，9岁登位，14岁便死去。因其死时传染病流行，故焚尸火葬。第六世葛根罗卜僧勒布希德特布丹扎拉森于五世葛根死后第二年即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转世，42岁死去。第七世葛根阿旺却吉旺基格转世于六世葛根死去的第二年（1938年），1994在科右前旗病逝。民国和伪满时期的葛根庙。清朝政府对蒙古族所推行的“用喇嘛教柔顺蒙古”的政策，在民国和伪满时期通过各蒙古王公的忠实配合得以延续。袁世凯掌权后，步其后尘，成立了“蒙藏院”，并宣布王公、喇嘛管辖权利一律照旧。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是如此。在其行政院下设“蒙藏委员会”和“喇嘛事务所”，继而又发布了《蒙古监、部旗组织法》。同样利用喇嘛教影响、束缚蒙古民族。伪满洲国时期，日本侵略者也同样利用喇嘛教影响，加强对东蒙地区的统治。1941年伪满政府发布了所谓《整顿喇嘛教法案》，以强化对喇嘛教的控制。由于民国和伪满政府的上述政策，葛根庙在东蒙广大蒙古族农牧民中的宗教信仰中心地位得以继续。但同时，葛根庙的特殊宗教背景和环境也被日本特务机关所看中。1935年，日本特务加藤（又名敖木特普尔扒克巴）以佛教徒身份来到陶赖图葛根庙。他以所谓“研究经典”、考查佛教历史以求深造为掩护，在庙中居住十年之久，并利用葛根庙经常与伪王爷庙日本特务机关的上司麻生达男（即麦得尔扎布）接头。1941年，日本特务机关，又以“重视宗教信仰”为名，派进披着宗教外衣的特务分子崛内，化名法号为“巴达玛道尔吉”。崛内在庙里曾提出举办所谓“国民义塾”，让所有小喇嘛全部入学，学会日本话、会念日本经，由于遭到所有主持教务的权威喇嘛和小喇嘛的反对而作罢。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伪满州国宜告垮台，特务麻生达男和加藤逃窜时欲将小葛根掳走，因众喇嘛及时将小葛根转移而未能得逞。由于陶赖图葛根庙在东蒙人民心目中的宗教地位，东蒙古人民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决定，1946年1月16日，东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在西科前旗（现科右前旗）葛根庙召开。东蒙古36个旗县的代表266人出席会议。会议通过了《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施政纲领》、《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组织纲领》和《东蒙古人民自治法》，发布了《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宣言》。随后，2月15日，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在王爷庙街宜告成立，这段历史为葛根庙书写了光辉的一笔。解放后，葛根庙喇嘛中有不少青壮年喇嘛自动离庙还俗，有的参军、学医，有的还乡参加农牧业生产，住在庙上的喇嘛除了照例进行宗教活动外，还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力所能及地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做到自食其力。年老体弱、无依无靠的喇嘛，受到了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关心和照顾。1976年以后，党的宗教政策逐步得到落实，为解决葛根庙喇嘛集体诵经和进行比较大型经会的场所，自治区宗教局拔专款，兴安盟公署和科右前旗人民政府也积极筹措资金共30万元，于1988年7月动工修建面积为400平方米的经堂，到1990年底第一期工程完成，葛根庙的正常宗教活动又开始恢复，古老的葛根庙重又焕发出新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