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符节印玺。蛇纽金印。中国东汉光武帝刘秀建武中元二年（即公元57年，也是东汉光武帝在位的最后一年）赐给日本“委奴国王”的金印。1784年出土于日本九州福冈县糟屋郡志贺町，现藏福冈市美术馆。此印可同中国史书记载相印证，对研究日本古代史和古代中日两国关系史有极大意义。史见南朝人范晔撰《后汉书·倭传》。书中说：“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中日两国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何时往来至今尚无定论，一颗“汉委奴国王”金印的出土曾经引起日本轰动，人们据此认为在汉代的时候，中国与日本即有交往。然而，伴随着金印重现天日的，是对它的真伪的争论至今仍在进行。天明四年（1784年）的一天，名叫秀治和喜平的二位佃农，在耕作挖沟时偶然发现一颗金印，金印印面正方形，每边长2.3厘米，印台高约0.9厘米，台上附蛇形钮，通体高约2.2厘米，重108克。上面刻有“汉委奴国王”字样。隶体，阴刻。金印出土以后辗转百年，直至1979年一个家族的后人把它捐献给了福冈市博物馆。中国汉代称日本为“倭”，印文中的“委”字为“倭”字的简略。东汉时，高句丽是汉的属国。当时的日本尚属于国家林立的状态。据《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倭分百余国，使译通于汉者约30国，其中之一为“奴”国。其时，倭奴国的国王遣使入汉。愿为东汉臣藩，曰：“臣请以高句丽例，为天朝藩属。”他应该是想借着臣属于强大的东王朝的承认来树立自己权位和王位的合法性。汉朝皇帝赐给他一方金印，便是后世闻名的“汉委倭奴王印”。据考证，奴国在今九州北部福冈县境内。《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帝赐以印绶，可见汉委奴国王金印即为汉光武帝赐给倭的奴国国王之印。由于此印系偶然发现，出土情况不明，印的形制又较特殊，日本学术界曾就此印的真伪问题展开过争论，但一般认为是真品。1956年在中国云南省晋宁石寨山滇墓发现汉代金质“滇王之印”，其形制与汉委奴国王金印相似，证实汉委奴国王印为汉代金印无疑。1784年阴历初春2月23日，在日本九州地区福冈县的筑前粞屋志贺岛上，一个名叫甚兵卫的农民在该岛西南海岸一块大石下发现了一件古物——一枚中国汉朝时期的蛇纽金印。说起金印的发现，其实是很偶然的。当时志贺岛农民甚兵卫正在为防备来年可能出现的旱灾而修筑一条水渠。在搬动一块大石头时，他无意间发现了大石底下一块与泥巴相裹着的金属。他并不认识此物，便让家里人和近邻辨识，一个名叫才藏的米铺主人告诉他这是一方金印，不过这个人也没有认识到此印章的价值。后来消息传到地方官那里，金印便逐级上交到了管辖这片土地的黑田藩主的手中，他赏给了农民甚兵卫五枚白银，又将此印送给藩中一个很有学问的名叫龟井南溟的儒者鉴定。龟井南溟经过仔细鉴定后告诉黑田藩主，这方上面刻有“汉委奴国王”三行五个字的金印，便是中国《后汉书》里记载的汉光武帝所赐印章。黑田藩主知道这方金印的价值后，便将它作为传家之宝珍藏起来。据近代变法人士黄遵宪《日本国志》记载，他当时做驻日本公使时，“尝于博览会中亲见之”。印是“蛇钮方寸，文曰‘汉委奴国王’”。它的出土。轰动了当时日本朝野。1922年，日本政府在当年发现金印的地方刻石立碑，碑书“汉倭（同委）奴国王金印发现之处”，以作纪念。此金印现藏于福冈市立美术馆中，被日本政府指定为国宝。那么，志贺岛上所发现的金印果真是《后汉书》中记载的、被人们传说已久的汉光武帝所赐日本委奴国王的印章吗？龟井南溟的鉴定究竟是否可靠？经过中日双方的学者的长期考证和一些新的考古发现，证实金印的形制是符合汉制的，它的真实性完全可以确定。志贺岛汉金印后来经过实测，它的重量是108克左右，印面呈正方形，2.3厘米见方，高约2.2厘米，蛇钮高1.3厘米，阴文篆书。根据汉制，赐予诸侯王的金印大不逾寸。而这块金印每边长为2.3厘米，正好符合东汉建初铜尺的一寸，可以说在尺寸上是符合汉制的。不过，汉代的印章是等级分明的，一般从质地来讲，天子是玉印，诸王和宰相是金印，九卿是银印，蛮夷则为铜印；从印钮来讲，诸侯王为驼钮，列侯为龟钮，将军为虎钮，蛮夷则为虺钮。从这两方面看，学者认为志贺岛上所发现的金印并不完全与汉制符合，所以当初龟井南溟鉴定此印时，也说与汉制有一些出入。不过，龟井南溟认为蛇钮倒是可以解释得通，因为蛮夷之地多虺、蛇，虺、蛇同类，蛇钮应该同于虺钮。这个问题随着1956年中国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古墓群的东汉金印出土，得到了明确的解释。在这次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件刻有“滇王之印”的蛇钮金印。这个发现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东汉所赐蛮夷的印章，并不完全依照汉制；金印驼钮本为诸侯王印章，蛮夷一般为铜制印章，但也有用金印蛇钮的。自从金印发现后，中日两国学者对它进行了长期的研究。首先，日本九州志贺岛汉金印的发现，证明了中国古代史籍记事的严谨，一条看似不经意的记载，却决不是凭空而来，它一定是有所依据的。其次，汉光武帝赐予日本委奴国王金印，说明早在公元57年时，日本列岛已经有国家向中国汉朝奉贡朝贺了；而光武帝之所以赐给委奴国王蛇钮金印，以诸侯王的规格相待，说明汉皇朝对于委奴国遣使的高度重视，广言之，也就是对于与日本列岛交往的重视。金印是古代中日两国友好往来的标志和证据。古代中日之间的往来，最早要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在先秦时期，更有一些中国难民经过朝鲜半岛来到日本列岛，也有少数直接从海上到达日本，关于这些被日本称作“渡来人”的中国流民，在中日两国特别是日本的早期史书和其他书籍中都有很多的记载。相对而言，在公元前后日本弥生时代中日相互间的往来可能更加频繁一些，这一点从考古发掘中已经得到证实，同时史籍中的记载也可为佐证。就在《后汉书·倭传》记载光武帝赐金印之事后，又接着记载了汉安帝时日本倭国遣使的情况：“安帝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永初元年，即107年，这与上次委奴国遣使相距刚好50年。这里所献“生口”，一般认为是奴隶，也有学者认为是派来学习的，近似于后来的遣隋使、遣唐使。不过无论哪种说法，从“百六十人”这个数字可见，这次的遣使规模确实是很大的。将此两件事结合起来看，说明日本弥生时代，也就是中国汉朝时，日本遣使往来不但比较频繁，而且规模也比较大。由于比起书籍记载，实物更具有直观性，从这个意义上讲，金印无疑是古代中日友好往来的最好的见证。随着中日两国自古以来不断的民间往来，以及日本多次遣使朝贺，先进的中国古代文化也因此而源源不断地输入到古代日本，这对于古代日本社会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以及政治制度的建立，特别是离中国最近的九州地区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无疑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2000年11月24日，应北京大学日本研究基金会之邀，中国知识人和普通民众的好朋友竹内实先生在北京大学发表了有关“汉倭奴国王”金印问题的精彩讲演。竹内先生于1923年生于中国山东省张店，幼时在中国度过。1949年毕业于京都大学，后入东京大学攻读中国文学，相继完成硕士和博士学业。1953年起先后在日本中国研究所、东京都立大学、京都大学任职，1975年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1986年出任该所所长。1987年退休后转入立命馆大学任教。竹内先生长期研究当代中国文学和政治思想，是著名的中国学家和文艺评论家，主要著作有《中国的思想》、《毛泽东笔记》、《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鲁迅远景》、《中国的视角》、《当代中国文学》、《友好容易理解难》等，并曾翻译过《毛泽东语录》、《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等。中日关系可以从各种方面来考察，例如经济方面、政治方面等等，我今天要从文化角度探讨中日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我今天要谈的是“汉倭奴国王”金印问题。“汉倭奴国王”金印的出土非常偶然。在日本的江户时代，福冈市志贺岛上的一个农民在拓宽水路时，从一块大石下面发现了这颗金印。消息传到福冈城内，被当时一个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儒学家龟井得知，龟井马上写信给这个农民，愿用黄金十两买进。农民很奇怪，没有回信，龟井再次写信，出价一百两黄金。农民与村人商量，就上报了。金印就被当地的领主黑田付白金若干获得。现在这颗金印陈列在福冈市博物馆，但博物馆没有说明它究竟是谁的，黑田的后裔说是暂时借给博物馆的。志贺岛金印的价值在哪里呢？一是具有史料价值，《后汉书·光武帝本纪》和《后汉书·东夷传》记录建武中元二年（57年）汉光武帝赐印给倭国。这是中国史书对日本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记载，而江户年间又发现了金印实物的存在。但日本的中国史专家很长时间对此不敢相信，认为是伪造的。京都大学已故中国历史研究专家宫崎市定对此也深表怀疑。文革期间，在中国江苏扬州市邗江县甘泉二号汉墓附近出土了一颗金印，这就是“广陵王玺”。“广陵王玺”与福冈金印形制相似，字体也差不多，这证明福冈金印确实是实物。两印出土地点的纬度也差不多一致。“广陵王玺”下赐时间比福冈金印晚一年，两者可以说是兄弟姊妹关系。福冈金印是蛇纽，广陵王玺是龟纽，两印的高度、边长和重量都差不多。其实龟和蛇是一体的，玄武神就是一条蛇缠绕着龟。从此方面来看，也可证明两颗金印是亲戚关系。1989年，福冈市举行亚太博览会，要把两印同时展出，南京博物院同意了。其间名古屋博物馆要借展广陵王玺，南京博物院也同意了。福冈博览会后，广陵王玺转到名古屋。此前，要准备一个图录，名古屋方面派照相专家来福冈拍照。当把两颗印摆得很近的时候，两印之间出现了在北极和南极常见的那种极光，此后极光慢慢消失。从这个故事来说，出土文物是死的、过去的东西，但当人发现它、研究它、喜爱它时，它又复活了，好像恢复了生命。所以出土文物不是死的。那么它的生命从哪里来呢？它本来是有生命的，但是研究家的热情和仔细分析才能给出土文物以新的生命。“汉倭奴国王”金印的宝贵还在于其历史价值。金印上铭刻的“汉”字右下角是个“火”字。一般所见“汉”字右半部是连写的。那么“汉”字右下角刻划成“火”字是偶然的吗？我查阅日本出版的汉字图录《朝华字鉴》，没有发现同样的写法。但日本几家博物馆收藏的铜印中有这个字；两年以前我去看了上海博物馆藏的“汉匈奴破虏长”、“汉归义氐佰长”（繁体）印，它们上面也刻有这个字。这几个印章在“汉”字右半部的中间都是隔断的。为什么要隔断呢？就是要使“火”字出现在印章上。为什么要出现“火”字呢？因为汉是火德之国。中国古人认为天地间万物都是由五种因素组成：木、火、土、金、水。汉代刚成立时，有时候说是水德，有时候说是土德，可是慢慢地就规定为火德，东汉一成立就认为自己是火德之国。那么五行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五行思想有没有跟着这个金印传到日本？日本学者吉野裕子专门研究五行思想。她认为大化改新（645年）以后，日本确实受了五行思想的影响，但此前没有史料可以证明这种影响。但是从这枚金印来看，公元57年，五行思想可能已经传到日本来了。一种思想传到别的地方去，有时候很快，一下子就传过去了，有时候会花很长时间，需要500年才能接受。五行思想被日本人接受，经过了600年的时间。另外还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金印，这就是240年曹魏赐给邪马台国卑弥呼女王的金印。372年，百济人久氐氏献“七枝刀”。400年从朝鲜传来《论语》、《千字文》，这是中国儒家思想传到日本的最早的记录了。522年，佛教才传到日本。因此，我们也许可以说，日本于公元57年从中国输入了五行思想，这是日本最早接受的外来思想文化样式。650年，日本的西方出现了白雉（白颜色的野鸡），是年日本改元“白雉”。当时有个朝臣认为“西”和“白”五行属金，禽鸟五行亦属金，所以这是金德的表现。当时的天皇是水德的，水德依靠金德，金德给水德以营养，所以他们认为这是吉祥的象征。白雉被送到首都奈良，天皇和文武大臣都恭敬地迎接它的到来。这个故事说明，日本五行思想的“德”是属于天皇个人的，而不属于王朝，因为日本没有朝代的更替，一直是一个王朝。所以五行思想要适应日本的情况，它就只能属于天皇个人。“汉倭奴国王”金印在日本的历史书中很早就提到了，但是没有人发现这个下面是“火”字，我在这里要稍微夸耀夸耀自己，发现的人就是我。我5年以前去大阪的一个博物馆时提出这一观点，馆长金先生证明日本的历史学者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我很得意。遗憾的是，日本学界对此没有反应。我推测阴阳五行思想是在中东沙漠地区（如伊朗、伊拉克），即东方和西方的边界处产生的。大致说来，阴阳观念先于五行观念产生。中东的阴阳观念很有特色，阳是绝对的正义，阴是绝对的恶魔，因为沙漠地带白天气温上升，热极了，晚上气温下降，很冷，阴阳对立很强。可是中国思想中的阴和阳没有善、恶的观念，好像是电气的正负极一样，虽然有对立，但也有融合。五行有斗争、有生长，这是一切矛盾的两个方面。后来，中国又将五行和色彩、方位、季节、星星、天神、德目、内脏、十干、十二支等都联系在一起了。春秋战国特别是战国时期，民间已有五行概念。五行思想在汉代特别流行。我认为，五行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它是比较科学的。因为每一个东西可以分成五种因素，就跟现在物理学中的元素概念差不多。五行思想现在还可以运用。比如某人属火德，所以经常发脾气。五行思想也覆盖了古代日本人思考的一切内容，直到现在，日本还流行阴阳五行思想。京都有一个晴明神社。前天，为了准备这个讲演，我特意去了晴明神社。晴明神社供奉平安时代有名的阴阳博士安倍晴明，现在日本很流行有关安倍的漫画。安倍家世代都是搞阴阳五行学的，当时别人要教授五行思想的话，必须到安倍家去得到认可才可有资格。晴明神社的一个特点是喜欢用星形的标志，其他神社没有这种爱好。星形不是一般的图形，有道教和五行思想的背景。安倍神社前有一条小河，现在这个河水量很小了，但好像有计划恢复它的水量。有小河，那当然就有桥。安倍神社是过去安倍神民住的地方，人们有什么事要告诉安倍，只要到“Modori桥下面去讲，就可以传到安倍那里。这桥下面有一个神，好像是用白纸剪出来的，它可以听到人的话，听了就马上回去报告安倍。这个神叫做式神。五行思想是中国思想的基本内容，也是日本人学习中国文化的基本内容。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把文物和过去的传统都否定了，割断了与传统的密切联系。但实际上，日本社会仍然存在着阴阳五行思想，这些思想在实际生活中依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例如日本的茶道。日本茶道所用的炉子叫风炉，这与唐代陆羽的叫法相同。陆羽认为，壶中有水，炉中有火，火下有土，风吹入炉，八卦深意存焉。这种思考也传到了日本的茶道之中。陕西历史博物馆现有日本方面赠送的“汉倭奴王印”金印复制品。（蒋洪生、倪润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