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卑族金银器。慕容部是东部鲜卑的代表。其遗存中墓葬的土圹和木棺都做成头端宽大、尾端窄小的形状，头前挖龛置陶器、牛腿骨和狗爪等祭物。有的以石为椁，大型墓分层放置随葬品，有烧祭的现象。有壁画的墓，除画墓主人及其所占有的山林、奴仆外，狗是常见的题材。陶器组合有小罐、壶、平底樽、碗和盘。最具特色的是出现了成套的马具和兵器以及死者头饰的冠顶连缀的花树状的摇叶装饰。在以檀石槐为首的鲜卑大联盟解体之后，慕容部进入大凌河流域，其时约在曹魏初年，他们先据辽东，后入辽西，逐渐吞并了夫余及鲜卑段部、宇文部，又向北击败高句丽，向南挥戈中原，十六国时期诸燕政权基本都是鲜卑慕容部建立，至公元436年北魏统一，共持续了200多年，其创造的文化中金银器特色鲜明。辽宁朝阳王子坟山墓群中有21座相当于两晋时期的慕容鲜卑墓，出土金摇叶装饰、牌饰、泡、耳环、指环、半月形金牌饰，还有银牌饰、银耳环。朝阳田草沟也有2座相当于西晋时期的慕容鲜卑墓，出土金摇叶装饰、牌饰、锁形饰、粟粒锁形饰、素面锁形饰、钏、指环、银指环、泡饰和扣饰。朝阳十二台乡砖厂前燕时期的1号墓出土包银带扣、包银銙环、金摇叶饰件。辽宁义县保安寺墓葬出土三鹿纹金牌饰，北票县前燕时期的房身2号墓出土2件金冠饰，北票喇嘛洞鲜卑贵族墓地的时代为3世纪末到4世纪，出土金钗、金牌饰、金摇叶饰件。辽宁北票县北燕冯素弗墓（415年）出土许多金冠饰、银带饰等首饰和服饰件。这些金银器除了首饰中的耳环、钏和指环，最引人注意的是金摇叶饰件。摇叶饰件通常底部为金片牌座，有透雕纹样，其上部呈花树状的枝干，上面垂挂桃形金叶。人们将这种带摇叶的饰件称为“金步摇”，认为是头冠上的饰物。理由是因为《释名·释首饰》中提到首饰时说过“步则摇之”，《晋书·慕容槐传》又云“时燕代多冠步摇冠”。北票房身、朝阳王子坟山、朝阳田草沟、十二台砖厂墓地、北票喇嘛洞都出土摇叶饰件。冯素弗墓的金冠饰为十字相交的金片上端饰六枝带垂叶的枝条。把这类金摇叶饰件在作为冠饰介绍，应没有问题。由于类似的冠饰在拓跋鲜卑或其他遗存中极少发现，因此也成为判定慕容鲜卑墓葬或遗物的一个重要的证据。但是摇叶装饰在北方地区广泛流行，而且不光出现在冠饰上。这类器物形制多种多样，大都是在基座上分出枝条，上面挂缀可活动的金叶。朝阳田草沟、北票县房身2号墓还有一些方、圆饰件，有的在边缘及内部有孔，钉挂摇叶。朝阳十二台乡砖厂1号墓出土铜鎏金当卢上垂挂28个桃形摇叶，还有“铜鎏金缀泡套管摇叶”180件、摇叶与“金步摇”上的一样。因此包括“金步摇”在内的摇叶装饰，可以看作是慕容鲜卑的重要文化特征之一。鹿纹、羊纹牌饰在慕容鲜卑金器中也很突出，辽宁义县保安寺村石椁墓中出土的鹿纹金牌，鹿的形象比较写实，也更加生动。喇嘛洞墓群的双羊纹金牌，夸张变形，或许也是鹿得变体。朝阳王子坟山出土的残兽形纹金牌饰，是三个站立的难以辨认的半浮雕动物（图18），似乎也是鹿纹母题，表现变了形的三鹿纹。尽管许多动物已经被神化，很难确指其属，但相对清楚的动物牌饰中三鹿纹为常见题材。慕容鲜卑金器的制作十分精致。锤揲、镂刻、铆钉、镶嵌、掐丝、金珠焊缀的技法都已熟练运用，各种牌饰在锤揲出基本形状后，再在细部略加錾刻。牌饰上连续排列的小孔是铆钉或用于缝缀。掐丝、金珠焊缀和镶嵌技术也附属在锤揲技术之中。冯素弗墓出土的两件金冠正面的饰件是较精致的作品（图19）。一件高7.1厘米，呈山形，顶上有尖角，肩部圆弧，两边直，平底。金片镂成蝉形，上焊金丝勾画出纹样，金丝的两边在焊细密的小金珠，中部偏上镶嵌两个对称的灰石珠蝉目。其它鲜卑金银器：能够比较清楚地分辨拓跋与慕容鲜卑遗存在是东汉中期以后，进入北魏后鲜卑人汉化程度加深，文化主体已经演变成另外一种形态。在此前后有一些金银器，至少与鲜卑文化有密切关系。吉林通榆兴隆山墓葬被定为西汉中晚期的鲜卑遗存，出土完整的金耳饰5件，是将金丝对折成环，环上穿马脑珠，然后将金丝扭绞成绳状，中部再穿宝石类饰件，然后又扭绞，端部一股弯曲成圆勾，一股成圆叶片（图20）。还出土金马牌饰，马的脊背上有两个圆环形的穿，不带边框，以马的自然轮廓为器型，与三道湾拓跋鲜卑的马纹牌饰相近。吉林榆树老河深中层墓葬被定为西汉末东汉初的鲜卑墓或夫余墓，出土大量金和银制作的耳饰。许多是用金丝扭枝，端有桃形金叶，有的分层垂以摇叶（图21），与兴隆山的金耳饰的工艺特征相似，摇叶装饰又与慕容鲜卑金器雷同。山西大同和河北定县出土的北魏时期的金耳饰，制作更加复杂，熟练运用了掐丝锤揲技术，将环、簧、链、叶片、铃和锺形饰件结合起来，使耳饰和步摇饰同样具有声响作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达茂旗西河子乡出土的金龙形项饰和步摇冠饰的年代相当于西晋或稍晚，这些遗物奇特，可见多种风格，步摇冠饰的底座为牛、马头，眼、眉、鼻处镶嵌料石，上面似鹿角，角形枝叉上系有桃形金叶（图22）。这批器物无论从地点还是从时代上看属于鲜卑应无问题，但地域上似应归为拓跋系统，然而步摇冠饰却是慕容部最有特色的做法。内蒙古科左后旗毛力吐发现的鲜卑金凤鸟冠饰，是一件最复杂的器物，头身锤揲而成，翅膀用金片剪裁后插入凤鸟腹中，鸟腿以扁条金片上下分插在翅膀根部和底部圆形托盘上，尾部呈三角形展开，尾部和翅膀的周围有小孔，串上金丝，吊挂圆形金片。这是一件从已经破坏的墓葬中出土，后来辗转征集得来，同时出土的陶壶等相当于东汉早期到中期。这件金器无论是否为冠饰，其上面的摇叶装饰都与慕容鲜卑的遗物有异曲同工之妙。内蒙古科左中旗六家子鲜卑墓群出土的金器数量较多（图24），头相背的双马牌饰和金马牌饰的上部有环，金马牌饰的马头、尾的环上还穿有金链。马的头、足之间镂空，身体上留有许多椭圆形的浅槽，原有镶嵌物。这批遗物也是从破坏后的墓葬中出土然后征集获得，年代推测为东汉晚期到西晋，个别墓葬的年代可能会早到东汉前期。其中的四件马、兽形金牌饰，与小坝子滩拓跋鲜卑金牌饰的风格较相似，但同出的陶器又接近北票房身、冯素弗和朝阳地区慕容鲜卑墓中的遗物。由于无法进行更准确的年代推定，也很难确指为哪一鲜卑部落的物品。报告描述这批器物尤其是牌饰为铸造，如果不误，就与多数鲜卑金器的制造工艺有差别。鲜卑诸部尽管在文化面貌上有区别，但相对中原文化而言毕竟更为接近。拓跋、慕容两部鲜卑的金银器，除了时代早晚和区域不同造成的差异，也有许多共同性。通榆兴隆山和榆树老河深的遗物年代较早，鲜卑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拓跋、慕容等部的分离，出土遗物应具有早期鲜卑或其他民族文化的共同特点。西河子乡出土遗物西晋或稍晚，遗物具有拓跋、慕容两部交融的特色。喇嘛洞墓地应是慕容鲜卑的遗迹，出土的双羊纹金牌饰与呼和浩特市郊区添密梁拓跋鲜卑墓地出土的双羊纹金牌极为相近，都是镂空对称夸张表现的大角双羊。还有鹿纹饰牌的普遍出现，更能代表拓跋、慕容鲜卑具有共同纹样表现方式。公元2世纪中叶，鲜卑人“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之地”。首先完成了对北方草原各游牧民族的统一和融合，然后作为新的领导力量，展开了对南部农耕民族的巨大冲击，先后建立了前燕、后燕、西燕、南燕、北燕和统一的北魏王朝。成为北方地区的霸主后，与中原、中亚和朝鲜半岛上的各民族文化产生了广泛的联系。然而这个十分强大、历史悠久的民族在势力急剧拓展，造成中古史上的南北朝格局后，却与被征服者的汉人逐渐融合，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个不多的事例。北方游牧文化中的金银器，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和系统性，但从来不是单一的，鲜卑拓跋、慕容两部显示出了早期匈奴等文化的继承吸收，也同时反映出与中原、中亚文化交融和对海东文化产生影响。早期鲜卑与匈奴接壤杂处甚至有种族渊源，必然对匈奴文化继承和发扬。两者的金银器用途和种类大致相同，都以人身装饰为主，有异于中原农耕文化系统的遗物。内蒙古西沟畔、阿鲁柴登、辽宁西岔沟等匈奴遗迹出土的动物纹牌饰、耳饰，都和鲜卑的金、铜、石牌饰有一脉相承的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特色。匈奴文化中的金耳饰、金片饰和金泡的基本做法长期在鲜卑器物中出现，小坝子滩等地出土的动物纹金饰牌，与匈奴文化的牌饰装饰意匠相似，带有浓厚的匈奴文化因素。如果说到区别，鲜卑与匈奴虽然都使用动物纹，鲜卑动物纹中相互咬斗较少，常将同一种类的动物饰在一起，而且鹿纹最流行，风格相对温和。鲜卑人在迁徙、征服中不可避免地与各种文化相接触，西方的中亚文化也渗透其中。摇叶装饰被认为具有鲜明的慕容鲜卑文化特色，但摇叶装饰并非慕容鲜卑遗物中独有，一直广泛流行在中亚和中国西北广袤的草原地带，顿河下游新切尔卡斯克公元前2世纪的萨尔马泰女王墓、阿富汗席巴尔干公元1世纪前期大月氏墓出土的金冠上，也有样式和制作技法相近的遗物，甚至有学者指出其渊源可能是在西方。《后汉书》在谈到乌桓妇女时说“饰以金碧、犹中国有帼、步摇”。《释名·释首饰》中提到的“步则摇之”的首饰为“皇后首饰，上有垂珠”。看来步摇也出现在各种文化中，慕容鲜卑的金摇叶装饰至少体现了多种文化的融合。达茂旗西河子出土的金丝编结的链，两端为龙头金丝编结而成，似乎也与西方文化关系密切，而链上缀有兵器等模型，其文化成分倾向于中原较多。喇嘛洞的双羊纹金牌饰、保安寺的三鹿纹金牌饰四周都用联珠纹作边饰，装饰传统属中亚风格。和林格尔另皮窑村的野猪纹金带饰牌比较罕见，写实性的野猪形象与波斯银器上的野猪纹更为相似。还出土金碗，没有图片发表，文字说明器身为八曲，根据目前中国唐代以前金银器皿的发现，以及外国输入的器物，有可能与西方文化有关。鲜卑系统金银器与中原文化的融合更不奇怪，扎赉诺尔及其他较早的拓跋鲜卑墓群就出土过东汉铜镜及织物，喇嘛洞出土青瓷四系罐、碗和酱釉羊尊，应该是南方制造的器物，可见不仅是中原文化，遥远的南方也直接或间接地与鲜卑人有往来联系。鲜卑人自己制造的器物中，甚至把中原地区的封建等级制度也融入其中，冯素弗墓出土的金冠饰上的蝉形饰，为汉代以来封建等级制度的标志，为高官貂蝉冠上的“黄金珰”。南京东郊发掘了一处六朝家族墓地，包括东晋侍中、建昌伯、广陵人高崧家族墓3座，也出土蝉纹金牌，顶部起尖，上宽下窄，正面镂出饱满的蝉纹，蝉身及及周围边框锯齿形上焊满细密的金珠。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甘肃敦煌新店台前凉升平十三年（369年）墓中也有发现。如果冯素弗金冠饰上的蝉形饰不是中原输入，那么这种礼仪制度上的物品为鲜卑人所用，就不仅是器物样式，很可能从制度上对鲜卑社会产生影响。冯素弗墓出土的另一件金饰上，还出现带火焰背光的坐佛，两侧有持物供养人像，是这一地区最早的佛教形像，影响当来自中原地区。作为连接与西方、中原的纽带，鲜卑文化不光被动地接受外来文化，也输出和传播自身文化，南北朝以后中原和南方锤揲技术普及，多少也与受鲜卑金银器工艺技术的影响有关。冯素弗墓出土了一件金短剑鞘，是用金片制成剑鞘主体后，表面錾出整齐、细密的珍珠地，这种新工艺后来在唐代被广泛运用。摇叶装饰无论发明于哪个民族和地区，在鲜卑系统的金银器中得到发扬是事实，高句丽遗物能见到鎏金铜制作的同类饰件，并影响到马具上的装饰，而且朝鲜半岛和日本也有发现，反映这一时期欧亚直到海东地区的古代文化的交流互动，这也可以从鲜卑墓出土的马具对朝鲜半岛和日本同类器物的影响方面得到证实。农耕与游牧民族最大的差异，是定居与经常迁移，这种与生存环境紧密相关的生活方式很容易形成不同的文化。从考古发现的器物上可以看出，中原地区农耕民族多将金银用于生活用具或其他材质的器物上的装饰，鲜卑人则主要用来制作各种首饰、服饰件和马具，从而在用途上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对比。游牧民族居无定所，与人形影不离的装身首饰、服饰以及马具显得十分重要，把随身而移动的金银器经过精心设计，以表达对生活、对美的感受，也带有身份等级、财富拥有等的象征意义。农耕民族由于定居的缘故，其制品更多用于居所的布置，即把金银作为铜、木、漆、玉石器的附属及建筑上的装饰、单独的器皿，可以随身移动的物品相对较少。马上漂移的游牧民族在广袤的土地上生存，作为精神观念的反映，在金银器的造型和纹样上出现神秘的特征、奔放的风格和开放的心理。农耕民族由于有固定的私人领域，生活用具有一定的隐秘性，反映在器物上强调装饰的高雅华丽，并侧重实用和礼仪的表达。农耕和游牧民族的金银器原本是各自独立的系统，相互交流时并没有很快趋于一致，对方文化给自身产生影响的结果不同。一般地说农耕民族接受游牧民族文化时往往是外部特征，就金银器而言，学到的多是制作技术、装饰风格，并常常经过一定的改造长时期流传。与此相反，游牧民族从农耕民族那里接受的常常是内在的、思想意识方面的内容，如把中原文化的制度、礼仪和信仰等逐渐化为制造器物时的造型纹样，这些交融得到的东西逐渐使自身的传统遗失。在进入农耕民族的区域后，在改变了的环境下虽然仍继续着原有的传统，同时又在改变了的生活中改变着传统。参见“拓跋鲜卑金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