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916-1125）殡葬具饰件。高42厘米，长径30厘米，短径20厘米。1993年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辽耶律羽之家族墓地。现藏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顶部有铁质吊钮，四底边呈拱形。通体鎏金，錾刻卷云纹。契丹贵族和皇族死后有专用的送终车，《辽史·仪卫志》记载；“送终车，车楼纯饰以锦，螭头以银，下悬铎，后垂大毡，驾以牛。”据此可知，该铜铎应是送终车饰件。丧葬习俗不仅是人们生死观的反映，也可以透视也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契丹民族在早期没有构筑陵墓掩埋尸骨的习惯，根据《隋书·契丹传》记载：“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但以其尸置于山村上，经三年后乃收其骨而焚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天葬”。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大多采用“天葬”，这与他们“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生活方式密不可分。根据考古发现，契丹民族在与汉文化不断接触的过程中开始出现筑墓入殓之举，特别是契丹在建“辽”之后，构筑陵墓之风渐盛，丧葬礼俗也日益完备，形成了汉文化与契丹传统文化相结合，具有浓郁民族特点的丧葬礼俗。契丹人的家族血统观念很重，同族人在死后要埋在自己家族的墓地中，即使是战死或客死异乡，同伴也要将其尸首或遗物带回，归葬于故乡的墓地。契丹民族的葬制大体可分为：天葬、火葬、土葬。天葬是契丹人早期的葬俗，人死后将其尸体放置于树上，以免被野兽撕咬，三年后将风干的尸体焚化，并以酒祭奠，祈求死者保佑生者多猎获野猪和山鹿。火葬之俗在辽代比较普遍，是契丹民族受汉文化和佛都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实施火葬的人，一部分为出于自愿的佛教徒，另一部分为契丹平民。其葬具骨灰罐则多为陶制穹庐模型，很有民族特色。土葬是契丹贵族普遍采用的葬式，其中网络葬是最具特色的葬俗，也是辽墓中判定契丹族属的重要标志之一。根据《虏廷事实》记载“其富贵之家，人有士者……用金银为面具，铜丝络其手足”，从考古发现来看，网络质地分为：金、银、铜，外形依据死者体态而制，按人体各部位分成：头网、臂网、手网、胸背网、腹网、腿网七个部分。其编缀方法有：六边型、圭形、三角形、梯形和不规则形网孔，各部门编织完后穿套于死者内衣之外，并将各部位衔接成一个整体，网络外再穿衣、束腰带、戴面具、套银靴、佩首饰等。与网络葬习俗相关的是面具的配用。面具质料多以金、银、铜制成，其形制因死者的性别、年龄不同而各异，其本上反映死者生前的面貌，就连胡须及皱纹这样的细节在面具中都会反映出来。金属面具及金属网络从功能上来看，主要起到保存死者尸体，美化死者的作用。一方面：辽代墓葬使用棺椁较少，大多是将死者置于棺床之上，使用金属网络尸骨不易散乱；另一方面：古人认为尸体不散灵魂就不会分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契丹人在对尸体采取防腐处理的同时，借助面具与网络尽量保存恢复死者生前的形态，从而达到灵魂不散的目的。此外，契丹民族还有“尚东”的习俗，根据史书记载，辽代的建筑，如京城的宫殿以及毡庐等都是向东的。而考古发掘的墓葬方向也大多向东或东偏南，这与契丹民族宗教信仰中的“好鬼贵日”之说紧密关联。契丹民族由早期“天葬”转而实行土葬，这一丧葬习俗的变化是契丹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既具有自己民族特色，又形成了严格的礼俗。在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之中，契丹民族是最讲穿“厚葬”的，这也是汉文化中“视死如生”观念的反映，固而在辽代墓葬的发掘中，出土了大量弥足珍贵的文物及再现墓主人生活的壁画，这些都为我们认识这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详实的实物资料，也使我们对这一古老民族的认识更加丰满更加鲜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