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民族使用金银。并不始于鲜卑人，此前广大的北方游牧地区的诸民族成熟金银器工艺，为其后鲜卑人制造种类复杂、风格多变的金银器打下了基础。早期鲜卑与匈奴接壤杂处，金银器用途和种类与匈奴遗物也大致相同，都以人身装饰为主，有异于中原农耕文化系统金银器。因此，鲜卑金银器也继承和发扬是了匈奴金银器的特点。（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齐东方央视国际2004年8月2日）《马背沧桑下的金银器》。鲜卑是两汉至南北朝时期活跃于中国北方地区的民族，它源于东胡，东胡被匈奴击败后，与乌桓同受匈奴族奴役。西汉后期，匈奴渐弱，乌桓族南迁附汉，鲜卑族开始兴起。东汉后期，以鲜卑首领檀石槐建立部落军事大联盟为标志，鲜卑成为北方草原地区的主要统治民族。在内蒙古地区草原文化中，鲜卑文化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拓跋鲜卑文化，从其发源到发展再到强盛的转变过程都是在草原文化区域内完成的。入主中原后，拓跋鲜卑主动融合于汉文化当中，鲜卑文化特色逐渐减少。因此，本文所指的鲜卑文化主要是指拓跋鲜卑在内蒙古草原地区所反映的文化特征。半个世纪以来，内蒙古地区陆续出土的带有动物形象的装饰品，如带饰、牌饰、首饰等。内蒙古地区出土鲜卑动物形装饰品的墓地和窖藏主要有：1.呼伦贝尔市满洲里扎赉诺尔墓群，1959年出土飞马形鎏金铜饰牌2件、马形铜饰牌1件、鹿形铜饰牌4件；1960年出土羊形饰件1件、射鹿纹骨板1件；1986年出土三鹿纹铜饰牌1件，墓葬年代为东汉中期。2.通辽市科左中旗六家子鲜卑墓群，1984年出土卧马形金饰牌1件、双马形金饰牌1件、兽形金饰牌1件、残兽形金饰牌1件、子母马形金饰牌1件，墓葬年代为东汉晚期到西晋。3.赤峰市林西县苏泗汰鲜卑墓，出土三鹿形金饰牌1件，墓葬年代为东汉晚期。4.乌兰察布盟察右后旗二兰虎沟古墓群，出土三鹿形铜饰件1件、双鹿形铜饰牌1件、双龙形铜饰件1件，墓葬年代应为东汉晚期。5.乌兰察布盟察右后旗三道湾墓地，1983年至1984年出土双马形铜饰牌1件、双马形金饰牌1件、马形金饰牌1件、三鹿形金饰牌1件、双鹿形金饰牌1件、单鹿形金饰牌1件，驼形金饰牌1件，墓葬年代为东汉晚期。6.乌兰察布盟凉城县小坝子滩窖藏，1956年出土虎犬形金饰牌1件、“猗金”四兽形金饰牌1件、四兽形金饰牌1件、跪兽形嵌宝金饰件1件、兽面形嵌宝石宝戒指2件，窖藏年代为西晋时期。7.乌兰察布盟察左后旗井滩村墓葬，出土三鹿形金饰牌1件，墓葬年代应为西晋。8.乌兰察布盟商都县大库伦乡石豁子村北魏窖藏，出土熊形足铜盘1件，窖藏年代为北魏时期。9.包头市达茂旗西河子乡北朝窖藏，1981年出土双龙首金链饰1件、马鹿形金步摇冠饰2件、麋鹿形金步摇冠饰2件，窖藏年代应为西晋。10.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三道营子乡另皮窑村北魏墓，1982年出土长蹄形野猪形金饰牌2件、扁蹄形野猪形金饰牌2件、野猪形金圆饰牌2件、纠结纹金饰牌2件，报告发表墓葬年代为北魏时期，但孙机先生认为年代应为西汉末到东汉初期。11.呼和浩特市土左旗讨合气村北魏墓葬，1980年出土神兽形金带饰2件，报告发表墓葬年代为北魏时期，孙机先生认为应为西晋。12.呼和浩特市赛罕区美岱村北魏墓，1955年出土镶宝石立羊形金戒指1件，鹰鹿搏斗纹铜带饰1件，墓葬年代为北魏早期。13、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讨速养村北魏墓葬，出土镶宝石卧羊形金戒指1件，与美岱村的镶宝石立羊形金戒指工艺造型十分相似，墓葬年代也应为北魏早期。14.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太平庄乡添密梁墓地，出土双羊形金饰牌1件，墓葬年代为北魏时期。拓跋部通常被作为西部鲜卑的代表，其遗存中的墓葬使用头宽脚窄的木棺，有的墓室设陈放随葬器物。以牛、马、羊、狗等家畜殉葬，但经常是以头和蹄等作为象征。长弧颈展沿壶、小口展沿罐、长弧颈盘口壶和小口盘口罐等是富有特征的陶器，这些器物的表面常常饰有竖状和网状的暗纹与水波纹等，以此作为初步判别拓跋鲜卑遗存的依据。其中出土金银器的主要有：内蒙古昭乌达盟林西县苏泗汰、乌兰察布盟察右后旗三道湾、呼伦贝尔盟拉布达林墓群、凉城县蛮汉山南部小坝子滩窖藏、呼和浩特市郊区添密梁墓地。这些遗迹出土金、银饰件不容忽视反映了拓跋鲜卑文化演进的一个方面。三道湾墓群出土有双马纹、单马纹、三鹿纹、双鹿纹、单鹿纹牌饰、驼形牌饰，还有带钩、耳坠、花饰、片饰和泡饰等丰富遗物，也是目前拓跋鲜卑墓葬中惟一进行过分期的遗迹。第一期年代为公元2世纪初到2世纪中叶，第二期时代相当于2世纪下半叶至3世纪上半叶。以此为分期标尺，拉布林达墓群早于三道湾第一期墓葬，林西县苏泗汰墓大约与三道湾第一期相当，小坝子滩为4世纪初。出现了拉布林达、三道湾第一期和苏泗汰、三道湾第二期、呼和浩特市郊区添密梁墓地、小坝子滩的大致先后年代序列。拉布达林的24座墓仅在5、24号墓出土金耳坠，从整个出土遗物的比例上看数量并不多。金耳坠的制法也相当简单，只是用金丝盘成环形，上部带勾。三道湾的金带钩、金耳坠、金花饰和金泡饰稍稍复杂，金耳坠是用金丝层层盘结而成，制作比较细致，与扎赉诺尔出土的铜耳环的形状和制法十分接近。扎赉诺尔墓地位于呼伦贝尔盟木图那雅河畔，先后四次发掘，多数学者认为是拓跋鲜卑的遗存。这种简单的金耳坠等饰件，并无明显特色，在北方地区各民族遗物中广泛出现，质料也多样。然而稍晚的遗迹中，出土器物中除了金耳坠还有较大型的牌饰，制作上要复杂得多。三道湾墓群共50座，出土金器的墓7座，15、17、118、122号墓为第一期，有双马纹牌饰、单马纹牌饰、单鹿纹牌饰。20、110号墓为第二期，有双鹿纹牌饰、驼形牌饰。2号墓没有分期，出土三鹿纹牌饰和片饰。总体上看，金器出土情况有由少到多、由简到繁的现象。由于考古发现的偶然性和局限性，这种现象未必就是发展演变特征，但如果仅从三道湾墓群出土的金牌饰来看，第一期15号墓出土的双马纹牌饰是按马的形体自然做出器型，而第二期的三鹿纹牌饰则加上长方形边框，动物饰于框内，摆脱了以动物自然形态为器形的做法。与三道湾第一期时代相同的苏泗汰墓出土的金牌饰似乎能代表金器制造的水平，那是一件长方形金牌饰，镂空出三鹿纹，长7.8厘米，宽6.2厘米，重16.9克，含金量90%以上。跋鲜卑的金器中牌饰虽然与匈奴文化有相似之处或受其影响，但制作上透雕镂空的方法更突出，装饰纹样有区别。流行鹿纹，样式也有单鹿、双鹿、三鹿以及一些似鹿非鹿的动物。马纹也多见，有的马呈站立状，头部似有圆形冠。双马是在一跪卧状的大马背上，站立一个小马，马头部也有圆形冠。与此同时也发现不少鹿纹和马纹的铜牌饰，同样的装饰在不同材质的器物上普遍出现，样式又接近，显然反映着同一种文化特征。三道湾第二期以后金器显然增多了，也变得复杂多样，内蒙古凉城县小坝子滩的一个窖藏出土一批金银器。一件四兽形金饰牌由一个身躯和四个动物头部合成，动物头似兽非兽，似鸟非鸟，身躯的束腰处一边为骑坐的人，一边为怪兽头。另一件被称作虎噬鹿纹金饰牌，其实虎、鹿的形象并不十分清楚，虎的腹部的怪兽被描述为狼头。还有一件四兽形金饰牌由4兽两两相背，上下排列组成，背面錾有“猗□金”三字。据考“猗□”，即“猗□”，为始祖神元皇帝拓跋力微之后，3世纪末拓跋鲜卑分为三部，“猗□”统率其中一部，居今凉城县境内，曾助并州刺史司马腾击刘渊有功，晋假以金印。小坝子滩窖藏恰好出土有“晋乌丸归义侯”金印、“晋鲜卑归义侯”金印和“晋鲜卑率善中郎将”银印。呼和浩特市郊区添密梁墓地出土的双羊纹金牌，镂空出对称的双羊，用了很夸张的表现，头部很大，昂首大眼，盘角粗壮绕至后脑部。目前，大体确认的拓跋鲜卑的各种牌饰采用了圆雕、透雕、浮雕及镶嵌工艺，立体感很强。饰牌有穿孔，应是装钉在某种器物上的配饰。时代越晚动物种类也随之增多，和林格尔三道营乡另皮窑村发现一座北魏早期墓，推测是拓跋鲜卑高级贵族的墓葬。出土金碗、条形饰片、管状金饰、野猪纹带饰和野猪纹圆饰等。土默特左旗也出土一批北魏时期的金器，有神兽纹带饰、云纹牌饰和火焰纹牌饰等。这两批金器均为包铁芯的金饰件，另皮窑村有的牌饰上还镶嵌各种宝石，野猪纹的形象写实。拓跋鲜卑的祖先在南迁的过程中，有许多神兽导行的神话，而出土的牌饰纹样也都带有一些神异色彩。《魏书·序记》云：“圣武皇帝讳诘汾。献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遗物中的神兽纹样，与文献记载的族源与祖源神话在观念上吻合。而拓跋鲜卑所推崇的具体神兽中，“形似马”的动物也常见，有的马实际并非纹样，而是整个牌饰的轮廓造型。扎赉诺尔墓地也出土飞马纹、马纹、鹿纹、羊纹铜牌饰，虽然可以认为都属于北方系青铜牌饰风格，但这种特点突出的马形牌饰在其他时代和民族文化中不多见。最富特色的鹿纹也是如此，形象并非写实而加以神化。奇特的动物形制和纹样的出现，联系拓跋鲜卑人的神话传说，或许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