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金银佛像。于阗国是新疆地区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和昆仑山北部地区众多小国之一。于阗国立国时间是佛涅槃后的二百三十四年（《于阗国授记》），立国后一百六十五年，由尉迟胜执政，佛法才开始兴起。如果以佛涅槃在公元前485年计算，于阗立国当在公元前251年，尉迟在公元前86年掌国。这一年是中国汉武帝的卒年，即昭帝始元元年。于阗国原本是一个信奉拜火教（袄教）的国家，东汉初曾被塔克拉玛干北面的莎车所灭。佛教在其初并不是她的国教。东汉时候班超于永平十六年（73）曾出使于阗，于阗王受制于匈奴的势力，“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汉？汉使有□马，急求取以祠我。”说明当时的于阗国流行的还是以马为牺牲的“巫”教，佛教处于非主流地位。永元六年（94）班超联合于阗王，发龟兹、鄯善等国兵力，攻打焉耆、尉犁二王，于阗等西域各国才正式归附汉朝。西晋时，于阗王被册封为“亲晋于阗王”，南北朝时又属于北魏。可见，于阗当地的文化和汉族文化之间在相当长时间内都处在相互交流的状态中。北魏神龟二年（519），惠生西行到于阗，在《惠生行记》中记载说：于阗王不信佛法，有商将一比丘名毗卢旃，在城南杏树下，向王伏罪云：“今辄将异国沙门来在城南杏树下。”王闻忽怒，即往看毗卢旃。旃语王曰：“如来遣我来，令王造覆盆浮图一躯，使王祚永隆。”王言：“令我见佛，当即从命。”毗卢旃鸣钟告佛，即遣罗睺罗变形为佛，从空而现真容，即于杏树下置立寺舍，画作罗睺罗像，忽然自灭。于阗王更作精舍笼之，令覆瓮之影恒出屋外。见之者无不回向。其中有辟支佛靴，于今不烂，非皮非缯，莫能审之。大概佛教在于阗国的真正兴起也是在这一记载的事情发生之后。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兴起的过程中，当时据有中国北方领土的少数民族诸政权都和于阗国的佛教有频繁的接触，《惠生行记》记述佛教流行于阗国之后的情况是：后人于像边造丈六像者，及诸像塔乃至数千。悬彩幡盖亦有万计，魏国幡过半矣。幡上隶书云：太和十九年（495）、景明二年（501）、延昌二年（513）。唯有一幅，观其年号，是姚秦（384-417）时幡。于阗国的佛教到了汉末，已经有一定的影响，而且名声远播于中土，魏甘露五年（260）颍川人朱士行出家为僧，同年自雍州（今陕西西安西北）西行到于阗国取经，后来抄写梵书正本九十章六十万余言。此后，不断有梵文佛经自于阗传入中土。北魏之时的于阗国佛法既盛，佛教艺术也盛极一时，如《北周书·于阗传》的描述是：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众，王尤信向。每设斋日，必亲自洒扫馈食焉。城南五十里有赞摩寺，即昔罗汉比丘比卢旃为其王造覆盆浮图之所。石上有辟支佛趺处，双迹犹存。于阗佛教造像艺术的兴起，直接刺激了远道而来的中国经师的佛化感受，北魏天兴二年（399）法显西行取经，第二年到达于阗，《高僧法显传》记其见闻是：“其城西七、八里，有僧伽蓝名王新寺，作来八十年，经三王方成，可高二十五丈，雕文刻镂，金银覆上，众宝合成，塔后作佛堂，庄严妙好，梁柱、户扇、窗牖皆以金箔，别作僧房，亦严丽整饰，非言可尽。”按文中“作来八十年”计，王新寺开始兴建的时间应该是东晋太兴三年（320）。在法显的观察中，于阗国佛教造像不独寺院供奉，行像的样式也相当流行，他说：法显等欲观行像，停三月日，其国中十四大僧伽蓝，不数小者。从四月一日，城里便扫洒道路，庄严巷陌。其城门上张大帏幕，事事严饰。（于阗国）王及夫人采女，皆住其中。瞿摩帝僧是大乘学，王所敬重，最先行像。离城三、四里，作四轮像车，高三丈余，状如行殿，七宝庄校……皆金银雕莹，悬于虚空。像去门百步，王脱天冠，易着新衣，徒跣持华、香，翼从出城迎像。头面礼足，散花烧香。像入城时，门楼上夫人、采女遥散众华，纷纷而下，如是庄严供具，车车各异。一僧伽蓝则一日行像，四月一日为始，至十四日，行像乃讫。行像讫，王及夫人乃还宫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