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錾花透雕金带饰
发布时间:2022-03-02 16:54:51      点击次数:56      文章作者:
——突厥族金饰件。1975年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李家营子墓葬。现藏于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考古人员在两个墓葬中发现两批银器和金带饰,其中以波斯银壶、猞猁纹银盘、椭圆银杯、小银壶和银勺等为主。另一个墓中出土錾花金带饰和錾花透雕金带饰等共34件,此外还有小花瓣金饰、金带扣等。这是在内蒙古出土的众多突厥金银器中的一部分。据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黄雪寅《内蒙古草原出土突厥族金银器的外域文化因素》(央视国际2004年8月2日)介绍,突厥金银器在内蒙古共出土过六批次,除1975年这次外,1959年,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土左旗毕克旗水磨沟口发现的一座唐代墓葬,出土文物金戒指、金冠饰、高足银杯、刀鞘、铜环以及1枚东罗马马列奥一世所铸拜占庭金币。1965年,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北坝口子村古城发现波斯萨珊王朝银币4枚。1枚为卡瓦德一世银币,另3枚为库思老一世银币。1976年,在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出土有6件鎏金錾花银器,有大型银盘4件,圆罐1件和双鱼壶1件。1981年,在内蒙古锡盟苏尼特右旗吉日木图苏木,发现一批金带饰、金刀鞘等。1984年,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地区北部发现东罗马金币,属拜占庭早期所铸。当隋朝统一中国时,中国北方的铁勒各部日益强大起来,成为隋唐时期活动在北方的主要民族。突厥是属于铁勒族系中的一支,公元6世纪中叶,突厥族兴起于今中国新疆东北部,他们原先被柔然征服,以锻铁为生,被称为“锻奴”。从公元5世纪后期,突厥逐步强大起来,并摆脱了柔然的统治。公元546年,突厥首领阿史那土门打败了铁勒各部,并以漠北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奴隶制政权——突厥汗国。隋唐时期,雄踞于北方草原的突厥族,成为中原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的媒介,不仅加速了中西文化的交融,也极大地丰富了自身多元化的文化。其中,内蒙古自治区出土突厥族金银器所体现出的外域文化因素,对于我们研究突厥族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历史作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从公元6世纪中期开始,突厥势力逐渐扩张到内蒙古,先后与隋唐王朝发生关系,因此,在内蒙古境内留下了许多遗迹。在内蒙古锡林郭勒和乌兰察布草原上,常见有石人墓。有单石圈、双石圈以及多石圈等,石圈中间竖立一石人。石人多数用一块天然的石条刻画出眉、眼、鼻、嘴,稍加工以显出头部。有的石人一手握剑、一手端杯。在东西交通史上,在中国北方贯穿东西方的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上,从蒙古草原经由准格尔盆地至哈萨克草原,再到寺共平原、黑海洼地,是北方游牧民族征骑的必经之地。自汉以来,中国与罗马帝国来往不断,但一直受阻于波斯。根据东罗马史家梅南窦(MenanderProtector)以及沙畹(E.Chavennes)的记载,可知隋唐之际,丝绸外销之主要客户是东罗马和波斯,居间贩卖者为中亚的游牧民族及印度洋上的舟航。突厥族在左右波斯与东罗马的丝绸贸易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以中国西北部为主要活动区域的突厥族,在地域上起了连接东西方的作用。由于突厥势力的扩张,内蒙古草原上也出现了波斯、东罗马为代表的中亚、西亚和印度文化特征的文物。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李家营子的波斯银壶和猞猁纹鎏金银盘,是最具代表性的波斯产品。波斯银壶的口部有一流,流和口沿相接处铸有一鎏金人像,深目高鼻,八字胡须,壶为高圈足外侈,圈足底边有一周联珠纹,这些都是波斯萨珊式银壶的特征。同时出土的猞猁纹鎏金银盘,与1970年在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中出土的唐代金银器的动物纹银盘相似,当属同一时代。中国金银器在唐代十分发达,且受波斯萨珊王朝的金银器影响很大。这件波斯银壶是目前在中国出土中最北的一件,它反映了北方草原受突厥文化和唐文化影响,与波斯文化发生了关系。在呼和浩特市西北坝口子村古城中发现的4枚波斯萨珊王朝银币,1枚为卡瓦德一世(公元448-531年)银币,正面正中为王者右侧半身像,顶部边缘有六角星和新月等,周边为联珠纹,外缘空白处有4个新月抱星,王者像前有钵罗婆文王名“卡瓦德”的铭文,背面有祭坛。从纹饰来看,属波斯卡瓦德一世复位后所铸的银币。另外3枚基本与这1枚相似,王者像前有钵罗婆文王名“库思老”铭文,当属库思老一世(公元531-579年)所铸的银币。在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出土的窖藏金银器中,有一件双鱼形扁圆壶,它的造型保留了部分波斯扁壶的特征。其他几件大盘中的石榴花、狮子和卧鹿等纹饰是受西亚(包括波斯)文化影响的产物。出土于呼和浩特市土左旗毕克旗水磨沟口的金冠饰片、金币等一批唐代金银器,其中的金冠饰片中心图案为一鳄鱼头,鳄鱼头两侧为对称的身材狭长的鳄鱼身。与此同时出土的金币,为1枚拜占廷金币,剪边,两面仅余中心图案和铭文部分,正面为一王者半身像,背面为带翅膀的女神立像,这枚金币应是东罗马币制改革后的金币,可能是东罗马马列奥一世所铸。1984年出土于呼和浩特市北部的东罗马金币,剪边,仅存文字和图案,正面也是一王者半身像,背面是带翅天使立像。正反面均可看到铸出的外文字母,是拜占廷早期所铸,但也属于东罗马币制改革后的金币。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常出现唐代以双鱼纹、摩羯纹为主体纹饰的唐代金银器。1976年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的6件鎏金錾花银器中,有2件摩羯纹金花银盘,盘中心錾龙首双鱼相向回游,龙首之间的盘底正中,有一火焰宝珠。这种所谓的龙首鱼身形象,是由印度随着佛教传入中国而流行于唐朝的摩羯纹。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出土的摩羯纹金花银盆中,摩羯形象与赤峰出土的两件相同。纵观内蒙古草原出土突厥族金银器的外域文化因素,从中可以看出,隋唐时期的内蒙古草原,一方面受隋唐王朝的统治;另一方面也受突厥汗国的影响,从内蒙古出土的突厥时期金银器可以得知,内蒙古与陕西、宁夏、青海、甘肃等地区一样,都很大程度地吸收了突厥引入的西方文化。所谓突厥族金银器,包括了自身游牧文化、狩猎文化的因素,如出土于内蒙古锡盟草原的狩猎纹金带饰,就是其本身文化的体现。同时,也包括受波斯、东罗马和印度等民族文化影响的金银器,如内蒙古草原发现的上述金银器的外域文化因素,以及宁夏固原地区东魏李贤墓出土的鎏金银壶,也是沿袭了萨珊王朝金银器的风格。除此以外,突厥族金银器也深受传统的唐朝金银器的影响。在内蒙古草原这片土地上,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无论在北方称雄的是哪一个民族,它所拥有的文化因素,总会对草原游牧文化产生影响,而草原民族的流动性,又为中西方文化的融合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