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金器。1961年出土于内蒙古乌兰浩特的洮儿河。洮儿河流经索伦镇时水流逐渐变得平缓。每次下完暴雨后，都会从河底冲上一些神秘的东西。因为经常有人骨伴随这些东西一起被冲出来，当地人认为这些都是不吉利的事情，往往看到这些奇怪的东西后就会把它们再次扔到河里。1961年的一天，索伦屯子有一对姓李的夫妇为自家修补房屋，在洮儿河挖取沙石辅料，突然铁锹碰到了一块金属物。男主人用手拨开沙子，一块带有圆孔的金属牌跃入眼里。由于表面覆盖着一层淤泥，他并没有注意到上面还刻有文字，在石头上磕掉泥土后装入口袋继续挖沙。夫妇两人回到家后将金属牌扔在杂物筐内，就忙着修房去了。此后的几年里，有人经常会在下雨后看到腰间挂着一块牌子的李家夫妇在田间干活。让李家夫妇没有想到的是，40年后这块他们无意间发现的金属牌，将在蒙古考古界引起一次轩然大波。索伦洮儿河挖出的这块金属牌在屯子里静静躺了10年。1970年的一天，蒙古族人乌力冈（音）到这位姓李的朋友家做客，闲谈之中无意看到了这块金属牌。仔细擦拭后，他发现金属牌上有许多他从来也没有见过的文字。为了能弄清楚上面究竟写的是什么，乌力冈找来村里几位有学识的老者。然而奇怪的是就连村子里年纪最长，认识蒙古文字最多的老者也不知道这块金属牌上面究竟刻的是什么。这个结果让李家的男主人越发感到迷惑，他的这块牌子究竟是做什么用的？上面刻着的奇怪文字又有什么特殊含义呢？正在大家反复翻看这块刻有奇特文字的金属牌时，有人似乎回想起了什么。他感觉这块金属牌上的两个字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回想起家中珍藏多年的一幅成吉思汗画像牌，上面也有类似的两个字，据说这个画像牌上的文字是一种失传了很久的古老文字。乌力冈猜测，按照一般的习惯在成吉思汗的画像下面写的，一定就是成吉思汗的名字。如果说这两个字就是成吉思汗的名字，那么这块牌子极有可能是成吉思汗的随身物品。要真是这样，他们手上拿的这个金属牌将会是一个无价之宝。这个猜想让在场所有人都兴奋不已。老李家藏有这块宝贝的消息不胫而走，每次出外干活，乡亲们都会投来羡慕的眼光，可是这一切却让老李坐卧不安。为了掩人耳目，他将牌子用红布包好压在箱底，并且见人就说他已经将那块牌子送人了。虽然老李在人面前表现出一副对牌子满不在乎的样子，可在他内心却是激动不已。他决定要将这东西当作传家宝留存下来。就这样，这块牌子又在老李家的箱底静静躺了20多年。1996年的冬天，李家的屋内充满着忧伤的气氛，老李的儿子李献功已经是快30岁的人了，他坐在床边听着父亲讲临终前的遗言。李献功，老李的儿子，30多年来，他从没有听父亲提起过，家中有一块这样的金属牌，那天也是他平生第一次见到这块牌子。李献功所在的村子经常会来一些收购古董的商人，他们说是高价收购，但很多非常漂亮的东西都是以几十元或两三百元价格成交。老李的儿子李献功是一个能干而且厚道的农民，他的印象中古董是不值钱的东西，一块不起眼的金属牌又能值多少钱呢？李献功将父亲交给他的金属牌扔在了自家的地窖里。虽然近些年李献功靠自己的努力存下了不少积蓄，可是为父亲办丧事却花去了一大半，他决定与朋友出外做点生意。三年后，李献功做生意血本无归，还欠下了近2万元的外债。眼看房子都要抵押给别人了。为了能凑钱还债，他变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可这还是远远不够。一天在清理地窖的时候，他发现了3年前埋在土豆堆里的那块金属牌。李献功擦掉金属牌上面的尘土，终于发现了这块金属牌与众不同的地方……三年的时间，要是一块普普通通的金属牌在阴冷潮湿的地窖里早就会变得锈迹斑斑，可他手中的这快牌子为什么会没有一点生锈的样子呢？难道父亲当年给他的这个东西果真是个宝贝？它会不会是一块金牌？李献功无法按捺内心的狂喜。这块金属牌要真是金的，这么大的一块金牌得值多少钱呢？这些钱应该可以把他欠下的债还上了吧？李献功将这块牌子拿到父亲多年的好友乌力冈家，想让乌力冈帮他出出主意。乌力冈看到这块金属牌时，一下子就认出，这就是他30多年前在李家见到的那块牌子。乌力冈不太相信有这么大块的金牌。为了能证明自己的观点他拿出了自家的一枚金戒指与金属牌作对比。果然戒指的颜色要比金属牌深一些。李献功显然对这个结果十分失望。但乌力冈将30年前发生在李家的那件事完完整整告诉给李献功的时候，李献功又燃起了对这块牌子新的希望。这块金属牌真的是成吉思汗的随身物品吗？李献功决定托朋友将这块牌子带到外面找人鉴定。一个月后，李献功的朋友陆续带来消息，说没有人能够鉴定，更没有人愿意出价钱购买这块金属牌。这样的结果并没有让李献功放弃，他一直记着乌力冈曾对他说过的话，这牌子很有可能是成吉思汗的随身物品，上面还刻着一种失传很久的古老文字。如果事实真相乌力冈所说的那样，就不应该有太多的人认识牌子上面的这种文字。朋友们带回的消息，正好说明了一个问题，越是没有人能鉴别，越是证明了这块牌子的稀有和珍贵。几天后，李献功在一位姓白的朋友介绍下，给经常来他们村的一位收藏家拨通了电话。这次他决定自己去一趟专家那里，并说出这块牌子很有可能是成吉思汗随身物品的大胆猜想。刘振春，乌兰浩特人，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从事多年古董收藏工作，在鉴别蒙古族瓷器上有着丰富的知识和经验。那天李献功拨通的正是他的电话。刘振春将红布包裹着的金属牌一层一层打开，这时他被眼前这块金属牌上的神秘文字深深吸引住了。金属牌上从未见过的奇特文字，让经验丰富的刘振春惊愕不已，他努力地回忆着曾经见过的所有文字。面对有奇特文字的金属牌，刘振春实在拿不定主意。就在此时他突然想到了一个朋友。张国林，乌兰浩特人，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兴安盟地区金属器物品与古玉收藏专家。张国林经常会去索伦收购一些东西，可是收集到的大部分都是不到１００年历史的物品，收藏价值并不高，也不太值钱。可突然说在这一地区发现了宋末元初的物品，张国林一时还真的不敢相信。虽然张国林对电话里所说的金属牌的真实性有所怀疑，但他还是希望刘振春所说的事情是真的。因为每逢大雨过后，索伦的洮儿河谷经常会有一些奇特的东西从河底被暴雨冲刷上来，从这些冲上来物品的形状和腐蚀程度上来看，年代应该相当久远。这些神出鬼没的东西究竟从何而来，它们为什么会出现在索伦的洮儿河谷呢？半个小时后，张国林与刘振春在办公室见了面。刘振春从抽屉里拿出了那块牌子。张国林大学时学习物理，因此对古董的材质十分敏感。当他把这块金属牌拿在手中的时候，从分量上就感觉到这不是一块普通的金属牌，它比同样大小的铁牌或铜牌要重出许多。张国林凭借经验判断，如果不出意外，这极有可能是一块“金牌”。黄金的抗氧化能力远远超出普通金属，即便是被掩埋在泥土里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也不会发生严重的氧化现象。张国林得出的判断，打消了刘振春对这块金属牌年代不够久远的疑虑。就在张国林做出金属牌很有可能是一块金牌的判断后，站在一旁的李献功却提出了异议。他说自己见过真正的黄金，颜色似乎要比这块牌子深，质地还要柔软。他并不认为这就是金的。李献功是一个直言直语的人，想到什么就会说什么。可是他的这句话却让张国林对自己的判断犹豫起来。为了能证实自己的判断，张国林带着李献功来到人民银行乌兰浩特分行，准备对这块牌子做成分分析。银行里工作人员将金属牌放在光谱分析仪上，一分钟后，电脑显示屏上开始有了反应，在场所有人都紧张地看着屏幕上的变化，黄金元素一栏里的指数不断攀升，这说明牌子的确含金。就在含金指数上升到48%的时候数字显示停止了，此时银元素栏里指数却开始攀升，最后停在了46%的地方。看到鉴定结果，张国林终于明白，李献功为什么坚持说牌子不是黄金的原因。金属银是白色的，当它与黄金混合后，黄金的固有色除了变浅外，在色彩基调上不会发生任何改变。当金银比例达到1：1时，黄金会在质感和色泽上保留了它最大的原始属性。此种比例的金银合金与纯金的色差并不大，如果不通过两者之间仔细的对比，是很难单独分辨出来的。黄金拥有柔软的质地，稍加外力就会改变它的形状，这让大而薄的黄金制品在携带和使用上非常不便。这块金牌巧妙地利用金银各一半的组合让它的强度和耐折强度提高到了纯金的4.5倍。如此科学而巧妙的配比一定有着它不同寻常的作用和目的。张国林认定这是一件极其难得的收藏珍品。他更加坚定了一个想法：无论这块牌子是不是成吉思汗的随身物品，它的文物价值考古价值和收藏价值都是非比寻常的。看到成分分析结果后刘振春也异常兴奋，虽然现在还不能判断牌子是成吉思汗的随身物品，但是就凭制造牌子所使用的贵重金属和巧妙的金银配比，就足以证明它非比寻常。可以想象，持有这块金牌的人，当年的地位是何等尊贵！刘振春打算与张国林合伙买下这块金牌。经过私下商量，张国林与刘振春决定各自拿出8000元，合计16000元钱来收购李献功的这块金牌。在银行打印金牌测试结果时，张国林与刘振春在各自的账户上取来现金，准备随时与李献功商谈金牌的收购价格。刘振春有一个习惯，在每次交易之前他都会把物品再仔细翻看一遍，这一次也没有例外。放大镜在金牌的文字上一点点滑过，刘振春试图不放过每一个微小的细节。当放大镜无意间停留在金属牌的圆孔上时，刘振突然春看到了一行文字。他仔细看了看这行文字，不由得惊出了一身冷汗。就在金牌圆环内侧刻着一排任何人都能读懂的文字：“张字九十六号”。刘振春看到这行文字时，脑子里的第一反应就是：这块金牌极有可能是从博物馆里盗窃出来的赃物。因为只有考古人员在发掘古代墓葬时，才会根据文物的出土顺序给物品编上号码。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作为收购人和贩卖人的行为，都违反了国家文物保护法，足以构成犯罪。惊出一身冷汗的刘振春，立刻意识到必须将金牌来龙去脉打听清楚。为了能够彻底弄清这块金牌的来历，他决定借口现金不足，尽量拖延时间来了解金牌的来历和上面神秘文字的内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刘振春张国林与李献功达成了以一万二千元成交的价格。在给李献功写下收条，并预付完两千元定金后，刘振春终于将金牌暂时拿到了自己手里。他们相约两周后到刘振春家付清余款。那天下午，李献功带着收条和2000元钱坐上开了往索伦的末班车，刘振春和张国林则马不停蹄地赶往办公室，用硫酸纸给金牌上的文字打拓片。下午六点，刘振春、张国林将打好的拓片与照片发往在全国各大博物馆、文物站工作的朋友和同事，他们一方面希望从各大博物馆和文物站了解是否有类似的文物被盗，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有专家能认识并翻译出金牌上面的文字。有关金牌的资料，寄给各大博物馆和文物站已经有一周多的时间了。在这段时间里，刘振春和张国林对金牌有没有可能是成吉思汗的随身物品，展开了多次争论。刘振春觉得判断索伦地区是否有可能发现元朝的物品，主要取决于这个地区在元朝时期是否有频繁的人类活动。明朝时候，整个乌兰浩特地区作为关外一直处于人少地荒的状态，然而在元朝初年，情况则决然不同。公元1201年秋，在哈拉哈河上游，孛儿只斤.铁木真取得了历史上有名的阔亦田战役的胜利。这次战役标志着东部蒙古已被铁木真征服。此时的铁木真，非常想拥有物产更为丰富的科尔沁草原。巴尔虎草原与科尔沁草原的直线距离虽然不远，但中间却被海拔1461米的大兴安岭主峰隔断。要想从巴尔虎草原到科尔沁草原，就必须多绕行数百公里。就在那年冬天，铁木真得到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有人在哈拉哈河上游发现了一条天然通道，这条道路与洮儿河相连，可以在一天之内骑马到达南方的科尔沁草原。广大的科尔沁草原，是当年蒙古强大的克烈部落主要活动的地方。史书记载宋嘉泰三年也就是公元1203年，铁木真调派大批军队秘密穿越大兴安岭，将克烈部落主要军队团团包围，激战三天三夜，克烈部落首领王罕父子败逃，先后被杀。从此铁木真牢牢掌握了科尔沁草原和鄂尔多斯草原的东北部地区，为日后征服整个蒙古大草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刘振春叙说的这段历史，得到了专门研究元代历史的权威专家叶新民的认同。到目前为止刘振春与张国林只是准确掌握了金牌的铸造成分，但是对金牌上神秘文字的了解仍然一无所知。正当他们在为金牌所属的历史时期争论不休的时候，李献功在家看到了吉林电视台播出的一档《寻宝》节目。看完这档节目后，李献功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认为这块金牌有可能远远不止刘振春和张国林开出两万元钱的价值，他想找更有权威的文物专家，对金牌做进一步的鉴定。约定两周的时间很快就到了，各地博物馆和文物站仍然没有传来有关金牌的消息。刘振春与张国林想马上收购李献功的金牌，但又担心金牌来历不明，盲目收购会触犯国家法律。奇怪的“张字九十六号”不断出现在刘振春和张国林的眼前，在一个又一个，让人迷惑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之前，他们谁也不敢放心大胆地收购这块金牌。最后经过两人痛苦的商议，他们决定放弃这次收购。两周后的一个中午，李献功来到刘振春家，由于双方都不愿达成交易，这次金牌收购一事，不欢而散。看到李献功渐渐走远的背影，刘振春心里突然升起一种莫名的感觉，他似乎感到，自己正与一次重大的历史发现失之交臂。离开刘振春家后，李献功打算去趟吉林，让《寻宝》节目的专家帮他鉴定一下这块神秘的金牌。然而，怀里揣着金牌的李献功如今已是负债累累，别说是出远门，就是从索伦到乌兰浩特的路费也很难凑齐。这时他想到了在乌兰浩特工作的他一个堂弟。李奎功，兴安报社记者，那天他正在单位写一篇报道，李献功来到办公室找到了他。借到钱后的李献功，独自一人登上了开往吉林的火车。来到吉林，李献功找到了一位同村来吉林打工的朋友后，就立刻赶往吉林电视台《寻宝》节目的鉴定现场，在人群中他看到了经常出现在电视里的那位白头发的专家。在李献功看来，吉林电视台的两位专家已经是相当权威的人了。这块金牌连他们都无法鉴定，恐怕真的就没有人能够鉴定出来了。也许这块金牌根本就没有什么历史价值，它不过就是一块纯度不高的劣质金牌而已。没有得到任何鉴定结果的李献功，只能坐车返回乌兰浩特。吉林之行，李献功不但没有找到让金牌价值得到提升的理由，反而搭进了几百元的路费，本来已是生活拮据的他，陷入了更加困难的境地。为了能将金牌尽快换成现金，李献功再次委托朋友帮他寻找买家。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他告知了朋友们，这块牌子是一块金牌。如果找不到好的买家，就打听一下把牌子熔化掉，单卖黄金看能值多少钱。自从李献功走后，刘振春并没有放弃对金牌线索的进一步寻找。几周后，各地博物馆和文物站相继传来消息，都说没有类似的文物被盗。这样的结果让刘振春不得不重新考虑他当初作出的判断。刘振春突然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考古人员在给出土文物进行编号时，只会使用毫无腐蚀性的天然颜料，在文物不起眼的底部或侧面做上标记。而金牌上的“张字九十六号”分明是用利器，一笔一画刻在黄金表面上的。任何一个文物工作人员是绝对不会在如此珍贵的黄金物品表面破坏性地做上标记。刘振春十分懊悔自己当初轻易做出的判断。他从电脑里调出那天给金牌拍的高清晰度数码照片，将“张字九十六号”的笔迹与那些神秘的文字放大，进行对比。他惊奇地发现，虽然两种文字在雕刻的精细程度上有明显区别，但是在两者雕刻方法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点！这两种文字的每一笔都是用若干个小的笔触组合而成的。如此相似的笔触和雕刻方法难道仅仅是偶然或者是巧合吗？如果要不是巧合呢？那么答案只有一个，刻写“张字九十六号”与刻写神秘文字的，极有可能是同一个人，那个人应该就是800年前一位姓张的雕刻工匠。虽然刘振春的推断有事实依据，并且合乎逻辑，但是最初影响他做出第一种错误判断的并不是字体，而是那个简写的“号”字，如果刻写两种文字的是同一个人，那么如何解释这个简体的“号”字呢？刘振春再次陷入了迷惑。之后的几天，各个博物馆和文物站陆陆续续传来了更加详细的信息。虽然他们还无法对金牌上神秘文字的内容做出翻译，但让人激动的是，各博物馆把这块金牌的历史年代都大体一致地定在了元朝初期。刘振春感到这块金牌距离成吉思汗的那个年代越来越近了。2001年3月25日，刘振春得到了一条非常有价值的线索。在上海某博物馆工作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说，牌子上的文字是元朝初期只在朝廷内部通行的一种官方文字，他的使用范围和使用时间都极其有限。正是因为它的少见与稀有，能认识和翻译它的人很难寻找。这位朋友在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后，找到了这种神秘的文字的名字，它叫做“八思巴文”。刘振春听到“八思巴文”几个字时，并没有觉得十分陌生。他感觉自己曾经听说过这个名字。刘振春努力地在记忆中搜索，突然他想到了一个人。江川，原内蒙古乌兰浩特市文联副主席，退休后开始专心研究元代历史，曾经对古老的八思巴文有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刘振春觉得这块金牌似乎和自己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万万没有想到，转了这么一个大圈后，能够揭开金牌上秘密的人竟然就在自己身边。就在金牌的秘密渐渐浮出水面的时候，让刘振春意想不到是，李献功正在做着一件对金牌毁灭性的事情。因为这次李献功提前告诉了朋友们金牌的事情，很快就有人帮他找到了买家。愿意收购金牌的是位于乌兰浩特闹市区一家不大的金银首饰加工店，店主答应以黄金的市面价格收购整块金牌，但条件是，必须在总价上扣除一千元钱作为熔化金牌与提取纯金的加工费。朋友帮李献功算了一笔账：这块金牌总重470克，黄金含量占48%，也就是含有225.6克的纯金。当时黄金的市面价是每克80元人民币，在扣除1000元的加工费后，还能拿到17000多元钱，听到了这个数字，李献功开始动了心，因为这个价格比刘振春和张国林开出的12000元价格整整高出了5000元，这笔钱可以让他还上大部分的外债了。想到这里李献功爽快地答应了条件。就在李献功答应与金店老板交易的时候，刘振春正在紧张地联系学过八思巴文的原文联副主席江川。因为刘振春手上有金牌的拓片和数码照片，所以他并不急于马上联系李献功。他觉得李献功关心的不是金牌的历史，在搞清楚金牌上文字的内容之前，没有必要和李献功联系。可此时他的这种想法，极有可能酿成一场无法挽回的大错。第二天，李献功如约来到联系好的金店。金店老板将金牌放到天平上称重，和银行鉴定的结果一样470克。接下来就是检验黄金的纯度。检验黄金的仪器十分昂贵，这家小型的金店不可能买得起。老板告诉李献功，他们有一种更为简便的方法：他会从金牌上剪下一小条，再将金条放入硝酸中反应，反应完全停止时剩下的部分就是纯金，如果他同意，老板就准备用这种方法检测金牌。李献功虽然说不出什么反对的理由，但在心里还是有种奇怪的感觉。他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同意金店老板的提议。就在李献功和金店老板再次从金牌上剪下一条黄金的时候。李献功的朋友来到了刘振春家，正好那天张国林也在。说明来意后，刘振春和张国林的脸被吓得煞白。刘振春和张国林马上带上李献功的朋友开车赶往那家金店，可当他们赶到时，老板和李献功已经不知去向。刘振春和张国林一时不只如何是好，他们盲目地开着车，在乌兰浩特的大街小巷四处寻找。李献功和金店老板带着从金牌上再次剪下的一条黄金，来到位于市区某中学的化学实验室。说明来意后，金店老板建议化学老师用浓硝酸提纯黄金。考虑到金牌中含有大量的银元素，硝酸能够充分地与银元素反应，化学老师同意这种方案。试验由化学老师亲自主持，他在天平上称出被剪下金条的重量，然后将金条放在加入浓硝酸的试管里。试管里发生的现象和在金店里做的试验一样，没有发生明显的反应，化学老师找来酒精灯给硝酸加热，很快硝酸与金属的反应加快了。几分钟之后反应完全停止。这时金店老板告诉化学老师，黄金里面可能有其他的杂质，建议滴几滴盐酸再次反应一下。化学老师考虑了一会，却告诉他们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原因是：黄金虽然不能溶解于高浓度的盐酸、硝酸和硫酸，但是可溶于盐酸和硝酸按3:1的比例配制成的王水中，某些为牟取暴利的金店，会经常使用浓度较低的王水为顾客清洗黄金，然后用大量的金属锌从与反映后的王水中提取纯金。刚才金店老板建议，在反应剩下的溶液里加上盐酸，这样做会让少量的盐酸与剩下的硝酸混合变成浓度较低的王水溶液。本以为能蒙混过关的金店老板此时一脸羞愧。化学老师取出剩下的金条洗净后，在天平上再次称量，重量正好是原来的48%，这说明银行的检验是完全准确的。离开中学后，李献功和老板回到金店准备交易。这时焦急寻找李献功的刘振春张国林也来到了金店。当刘振春看到李献功手拿着的那块金牌时，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由于金店老板失信在先，接下来的交易很快被刘振春终止。离开金店后刘振春、张国林、李献功一行人，开车直奔乌兰浩特汗山脚下的原文联副主席江川家而去。原乌兰浩特文联副主席江川：“有一天一个姓李的和姓刘的同志到北山公园蒙古秘史收藏馆办公室去找我他们从怀中掏出一块金属牌让我鉴定牌上的文字是属于什么文字有什么价值没有我看了之后根据我多年接触蒙古历史方面的资料断定它是元代的忽必烈年代的八思巴文。”八思巴究竟是什么意思？江川所说的八思巴文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字呢？其实八思巴是一个人的名字，他的全名叫八思巴洛追坚赞，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位祖师，元代著名的宗教领袖、政治家和学者。”八思巴”在藏语里就是圣者的意思。八思巴文是忽必烈让八思巴创制的一种特殊文字，它是元朝官方内部文字，自1269年起，八思巴字在整个元朝版图内供官方使用。作为官方文字八思巴字通行110多年，一直用到北元时期，随着元朝的覆灭逐渐被废弃。就在众人围住江川想进一步了解金牌时，江川一字一句地读出了金牌上面文字。惊魂未定的刘振春，带着李献功从闹市区的金店来到乌兰浩特汗山脚下的江川家里。江川把金牌放在手中反复翻看，在场的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位头发花白的老文联主席，不一会他竟然一字字念出了上面的内容。江川断断续续念完了金牌上面所有的文字，奇怪的是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听懂他刚才念的内容，这个结果让在场所有人更加迷惑了。江川怀疑：有可能是自己在读这段文字的某个环节出了问题。于是他加快语速，将金牌上的文字再读了一遍。但结果还是和第一次完全相同，在场没有一个人能够听懂。如果确定了这块金牌上刻的文字就是八思巴文，单凭成吉思汗去世时间与八思巴文颁布时间的年代差别，就足以证明它不是成吉思汗的东西。李献功听了江川的话后感到非常失望。他简单的理解，如果这块金牌不是成吉思汗的物品，那么它的价值就不会太高。然而江川随后说的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江川：据我所掌握的资料，八思巴文的牌子大多数都属于国家一级文物，就质地来讲它们大多都是铜的或者是铁牌，而你这块是属于金牌，由此可想这块牌的价值有多么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五章第五十一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买卖“非国有馆藏”珍贵文物（国家一级）。有多年收藏经验的刘振春深知问题的严重性，虽然自己和张国林是具有一定收藏资格的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可是一旦这块金牌被大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他和张国林就无权收购了。为了能够保证这块金牌的安全，刘振春告诉李献功现在只能将这块金牌交到相关的研究部门。李献功试探地问道：究竟要送到什么地方，才有人愿意收呢？这天没有成功卖出金牌，还有可能惹上一身麻烦的李献功扫兴地离开了江川家。为了能够得到补偿款并且避免触犯刑法，李献功再次来到他的堂弟李奎功的单位，希望李奎功能和他一同前往呼和浩特。离开江川家三天后的一个晚上，李献功和李奎功就登上了开往呼和浩特的列车。李献功和李奎功并不知道，这天和他们登上同一趟列车的还有另外一个人。江川、李献功和李奎功坐同一趟车来到呼和浩特。下车后江川直接去了内蒙古大学参加会议。李献功和李奎功开始打听有关的历史研究所，李献功没有想到，几经周折找到了历史研究所后，竟然被拒之门外。抱着一线希望，他将装有金牌照片和拓片的信封，悄悄地放在了历史研究所的一张办公桌上。从乌兰浩特到呼和浩特的车费和住宿费，已经让李献功和李奎功手上的钱所剩无几。历史研究所里工作人员的态度，让他们的情绪跌到了谷底。李献功很想在呼和浩特的某个古旧文物市场，将这块金属牌出售。但是，一想到刘振春的话，马上又收回了这种想法。他究竟该如何是好呢？李献功、李奎功两人手上所剩的钱，已经不允许他们在呼和浩特继续呆下去。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他们回到火车站买了返程票。在李献功李奎功两人离开呼和浩特时，内蒙古某历史研究所里有人看到了李献功留在桌上的那个信封。拿起信封的就是该研究所的负责人。当他看到照片上的金牌时，他的手开始颤抖起来。研究所的这位负责人急忙来到电脑前，从资料库里调出一张图片与照片对比，他发现这两块牌的形状完全一样。随后他又将电脑中的图片放大与拓片比较。结果连文字都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研究所电脑中的图片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原来，电脑里的这张图片是被该研究所视为镇所之宝的文物，元代银制圣旨牌。刻有八思巴文的牌符并不是第一次被发现，在这之前就曾发现过3块，其中有一块铁质镀金牌历来被作为圣物收藏在西藏的扎什伦布寺；1846年一块长方形银制牌在俄罗斯叶尼塞州、米努辛斯克被发现，现收藏于俄罗斯远东国家博物馆；上世纪初一块最为珍贵的纯银制圣旨牌，在内蒙古清水河县出土，现今就收藏在这位负责人所在的历史研究所里。电脑里看到的，就是这块圣旨银牌的数码照片。然而现在，在这位负责人手中照片上的，分明是一块价值更为珍贵的金牌。负责人深知黄金圣旨牌的发现在世界范围内实属首次，它的文物价值毫无疑问已经远远超出了研究所里的这块银牌。这块黄金圣旨牌的学术价值，是不可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在信封上没有找到任何线索的负责人，立刻打电话给当天值班的工作人员了解情况，这时他才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拿这块金牌来的人没有留下任何电话和联系方式，人海茫茫又能到何处去寻找这块，在研究所里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的圣旨金牌呢？4月17号，内蒙古某历史研究所办公室里一场临时召开的会议正在紧张地进行。会议由该所的一位主要负责人主持。负责人表情严肃，会场气氛异常紧张。会上这位负责人对拿金牌来的人做了分析，他认为此人有可能想将手里的金牌在呼和浩特的某个古旧文物市场出售。一旦金牌私下发生交易，事态可能非常严重。会后，在场所有人都接到了同一个任务：在呼和浩特全市范围内寻找圣旨金牌。负责人告诉所有工作人员，由于事关重大，必须对外界严格保密，以免有个别文物贩子得知消息后会同研究所竞争，以重金收购。如果有人在文物市场看到这块金牌，研究所将会不惜一切代价把它收购回来。4月18日，就在内蒙古某历史研究所工作人员奔走于呼和浩特各大古旧文物市场的时候。李献功和李奎功到了白城车站，准备从这里转车回乌兰浩特。由于当天已经没有开往乌兰浩特的火车，他们找到一家最便宜的车站旅馆住下。放好行李后，李献功和李奎功来到旅馆旁的小饭馆，叫了两个小菜，开始喝起酒来。连日来的路途奔波，加上心情郁闷，两人很快就喝醉了。回到旅馆他们倒头就睡。第二天中午12点，李献功从梦中惊醒，看看时间，距离开往乌兰浩特的火车发车只有半个小时了。他叫醒弟弟李奎功，两人抓起行李就往火车站跑去。然而他们却忘记了压在床铺下面的那块金牌。圣旨金牌的得而复失让内蒙古某历史研究所的负责人坐卧不安。历史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在古旧文物市场进行地毯式的搜索，没有取得任何成效。他们决定将寻找范围扩大到整个内蒙古自治区。研究所还将这件事向自治区公安厅作了汇报，自治区公安厅领导十分重视，派专人负责，配合追回这块圣旨金牌。这时远在千里之外的乌兰浩特公安局也接到了来自，自治区公安厅的通知，公安局派出专人在乌兰浩特的文物市场配合寻找。4月20日，就在自治区公安厅下达寻找任务的这天，乌兰浩特的刘振春接到了江川从呼和浩特打来的长途电话。江川为什么突然间对金牌上的内容如此了解了呢？原来，就在李献功和李奎功找到内蒙古某历史研究所的时候，江川也在内蒙古大学打听到了研究八思巴的人。江川利用会议的最后几天时间，找到了在内蒙古大学图书馆三楼工作的宝音图教授。宝音图看了看这块金牌的照片和拓片，异常激动。顺口就读出了上面的内容……很显然宝音图看完金牌照片后的表情，说明他已经看懂了上面的文字。原来八思巴文是一种类似音标符号的文字，单个的八思巴文只能标注音节不能拼出读完整的发音，可是只要将不同的八思巴文按照各种语言的发音规律组合在一起，那么它就能标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各种语言。因此也有了八思巴汉文、八思巴蒙古文、八思巴伊斯兰文等等区别。宝音图还告诉了江川一个关于八思巴文更为神奇的事情。元朝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时代，在它的版图内有非常多的民族和他们特有的语言。在元朝八思巴文是一种只有少数朝廷官员才能学习的文字，因此能认识并能流利朗读它的人极其有限。元朝最高行政机构正是看到了八思巴文这种独有的特性，把它巧妙地应用在了军事保密方面。在当时，如果朝廷要向一支蒙古部队传递军事命令，那么就会让一个不懂蒙古文，但能流利朗读八思巴文的汉族官员，将写有八思巴蒙古文的调兵圣旨和金牌令带到那支军队驻地。汉族官员会在驻军最高统帅面前大声朗读写有八思巴蒙古文的调兵圣旨。蒙古族的驻军统帅很快就会明白圣旨的内容。但是即便这位汉族官员读完全部内容，他也不会明白调兵圣旨上的半点意思。这样一来，朝廷下达的军事命令在传递过程中就具有了相当高的保密性，这是一个令今天的军事学家们都惊叹不已的事情。听完宝音图的解释，江川终于找到了原因。当天在他家念这段文字的时候，在场的所有人都是汉族的，而这块金牌上的刻的是八思巴蒙古文。理所当然，谁都不可能听得懂。这种用密语传递军事信息的方法，在现代军事里被称为秘密情报战。然而这种被视为情报战典范的战役，在700多年前的中国元朝，就已经开始运用了，用来传递情报的工具就是八思巴文。宝音图激动地将金牌上的文字意思翻译给江川：“在至高无上的神的名义下，皇帝的命令是不可违抗的。谁若不从问罪处死”。金牌上面的文字说明，这是一块传达元朝皇帝最高意志的圣旨牌。宝音图感到它的发现将会在历史考古界，引起一次巨大的轰动。宝音图决定立刻将这件事情，向内蒙古大学分管历史研究的宝翔副校长汇报。4月19日，也就是李献功在白城火车站旅馆忘记金牌的当天，内蒙古大学的宝音图教授带着金牌的照片来到该校分管历史研究的副校长宝翔的办公室。宝翔副校长虽然分管的是历史研究，但要想以学校的名义收购这块金牌就必须要得到内蒙古大学博物馆的同意，宝翔立刻打电话叫来分管内大博物馆的齐木德道尔吉教授，商量如何收购金牌的事情。齐木德道尔吉教授看到金牌的照片也异常兴奋，立刻与宝翔副校长商量如何筹集收购资金的问题，江川则立刻打电话给刘振春，让刘振春马上在乌兰浩特联系李献功。索伦镇距离乌兰浩特市有100多公里，而李献功家又没有电话。由于事关重大，刘振春马上叫来司机立刻赶往李献功所在的索伦镇。很快在村民的帮助下刘振春找到了李献功家。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刘振春：“当我赶到李献功家的时候李献功见到我之后一拍大腿当时脸吓得煞白说，我把这块牌子丢了。我一听这话当时真是天旋地转。当时是又气又恨。我问李献功为什么丢这金牌，把金牌丢在什么地方了？他说我前几天到白城去了喝酒喝多了，为了赶车把金牌丢在了火车站旁边的小酒店里。这时候我立马把李献功拉上车急急忙忙地赶往白城。”刘振春急忙招呼李献功上车，一路上所有人都表情严肃，一句话都不说。刘振春和李献功赶到白城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车一停到旅馆门前，李献功就直奔他住过的那间房，掀开床上的垫子，一个红色的小包出现在眼前。四年后，内蒙古某历史研究所负责人来到内蒙古大学博物馆参观。惊奇地发现展柜里面八思巴圣旨金牌的复制品，焦急地询问来历。内蒙古大学博物馆馆长笑而不语。经历过百般磨难，这块金牌终于静静地躺在了内蒙古大学博物馆的保险柜里，如今它的历史价值已经得到证实，这是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发现的唯一一块元代圣旨金牌，它的发现为研究元代政治，军事，文化，宗教等诸多领域提供了事实依据，然而在它上面的秘密却没有完全揭开。究竟是谁将“张字九十六号”刻在金牌上的呢？那个号字为什么会使用简体？更为奇怪的是，内蒙古大学博物馆馆长在研究相关的历史文献时惊奇地发现：内蒙古某历史研究所那块银制圣旨牌的同样位置也发现了刻字，与金牌不同的是它上面刻着的是“丁字八十号”。为什么发现地相隔数千公里的这两块圣旨牌，会出现同样的标记呢？这些秘密仍然有待历史学家做近一步的研究。如今李献功得到5万余元的国家补偿，还完债务后在家务农。宝翔、宝音图都是孛儿只斤铁木真的直系后裔，在他们身体里流着尊贵的蒙古皇室血液。知道金牌传奇经历的人常常会说，这是块有灵气的金牌。800年后它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