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1949年，国民党溃逃台湾时，把大陆的黄金、白银、美钞悉数运往台湾的事件。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上海国民党中央银行时，中央银行的黄金、白银、美钞荡然无存。这些钱到哪里去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一部分被蒋介石分存国外；大部分已运到了台湾。有关台湾过去几十年的快速经济发展，一向有许多说法：包括国民党自吹自擂的“财经菁英领导说”、美国提出的“美援说”，保力达B的“福气说（就是台湾人共同努力的成果）”，还有国民党政府逃离时带来的“黄金说”。到底蒋介石带往台湾多少金银财富？这些财富对台湾经济发展有多大影响，让我们慢慢揭开这个谜底。1948年冬，“徐蚌会战”（淮海战役）打响，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深知此次会战事关“党国存亡”，因此，调集精锐兵团约70万人与解放军决一死战，以期能守住“首都”南京的北大门。“徐蚌会战”尚未结束，华北局势已经吃紧，共产党的势力咄咄逼人，桂系巨头互唱互和，大演“逼宫”双簧戏，美国人已开始谋划以李代蒋的“换马”政策，……一切都对蒋介石不利。蒋介石以其“精明”之道，在退守台湾前，玩起了“一箭三雕”的计谋，将国库中的黄金、美钞、银元偷偷地运到台湾，来个釜底抽薪，使李宗仁的代总统“总而不统”，无法控制国民政权的局面，而且没有与共产党“和谈”的本钱；丢给将来的毛泽东、共产党政权一个烂摊子，使其难以维持大局；并给美国人一点颜色看看，使他们知道，中国非有蒋介石不可。随着战局的发展，“国军”被一一吃掉，蒋介石心知大势已去。东北已经丢了，华北迟早要丢，华东眼看没了，华中靠不住，西南至多挣扎一段时间。惟一的退路只能是与大陆隔海相望的台湾岛可权作“死有葬身”之地。后来的形势“不幸”被蒋介石猜中了。经过大陆、海南岛及沿大陆海岸诸岛的丢失，蒋介石只得带着残兵败将近150万人涌进孤岛。这么多吃“皇粮”的人口突然涌入，对于当时只有600多万人口的台湾无疑增加了繁重的经济负担。那时的台湾经济在日本占据时代“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政策引导下呈畸形发展，大陆内战时期，国民党在台统治恶劣、腐败，台湾的经济并没有得到恢复，相反地，主要经济指数还呈下降趋势，如1949年台湾的大米产量仅为125.1万吨，食糖仅为64.7万吨。人口的激增使得财政赤字扩大，通货膨胀严重，批发物价在1949-1950年一年间陡涨4倍，外汇枯竭，而且还负有1050万美元的外债，……然而，在这种经济背景下，蒋介石政权居然挺过来了，而且还使台湾创造出令世人公认的经济增长“奇迹”，在1975年蒋介石去世时，台湾的外汇储备就达到了450亿美元，全省“国民总产值”达510亿美元，这一切其实都有着较深的基础和背景。据当时的中央银行稽核处处长李立侠回忆，这次抢运的黄金前后分成三批：第一批，也是最主要的一批，是1948年午夜由上海装运，总数为200多万两，直接运到台湾省基隆港；第二批劫走52.2万余两，先运到厦门，然后转达台湾；第三批是在俞鸿钧辞职之后，刘攻芸继任中央银行总裁，由汤恩伯亲临央行劫走19.8万两，这时离上海解放已不到10天了。前后三批，共劫走黄金277万多两。同时抢运到台湾的还有3526.9万银元，外币约合8000万美元（其中1537万美元存进了美国银行的国民党政府账户）。1949年1月28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收到上海总领事恰伯特的一份电报：“上海市长吴国桢在本日会谈中透露，200万盎司黄金已转移台湾。上海尚存80万盎司，其中50万盎司以上正在运输中。”此外，此时的宋孔两大家族也偷偷地把他们在大陆搜刮的财富近20亿美金（世纪80年代的价格）存入美国的花旗、大众银行。据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档案记载：11月29日“已将黄金装箱手续完成，共774箱，合纯金2004459市两”。1948年12月1日午夜，蒋介石下令开始将中央银行的黄金转运台湾，蒋介石的大公子蒋经国和原蒋总统府军务局局长俞济时手持蒋介石的密令，来到中央银行亲自监督搬运全部库存黄金。抢运前后分成三批，这次是第一批，也是最主要的一批。据当时的中央银行稽核处处长李立侠回忆，这次抢运的黄金由上海装运，当时整个外滩戒严。一艘看起来破烂不堪的货船，停靠在上海外滩江边。衣着褴褛（lánlǚ）的船员们，都是从海军中挑选出来的人伪装的，这便是蒋介石密令往台湾抢运黄金的船。当时，中央银行的几位行长已得到大批贿赂，并取得乘坐这艘货船驶往安全地带的许诺，条件是打开金库。装运黄金总数为200.446万两，这些金锭都被装在木桶里，由海关缉私舰‘海星号’运走，并由海军总部派‘美盛号’护送，运至基隆登陆。1949年1月28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收到上海总领事恰伯特的一份电报，这份电报证实了这次装运事实。电文说“上海市长吴国桢在本日会谈中透露，200万盎司黄金已转移台湾。上海尚存80万盎司，其中50万盎司以上正在运输中。”第二批劫走57.29万余两，银币1000箱，合400万元，仍由‘海星号’装运，‘美朋号’护送，先在厦门登陆，然后转达台湾。”这时，仍有从南京等地劫掠到上海的黄金、白银来不及直接转运台湾，陆续存入上海中央银行，待运台北和向广州等地疏散。因此，隐居溪口的蒋介石在解放军兵锋直指上海时，怎能食定寝安？他始终惦念着上海中央银行中那些还未来得及运走的黄金、白银。在解放军渡江占领南京的次日，即1949年4月25日，蒋介石便由溪口乘“大康号”兵舰直驰上海，于26日中午抵达吴松口内的复兴岛，连忙把毛人凤和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叫上了岛。蒋介石此时头脑中的军事战略部署思路，始终都被此地国库中的黄金和白银缠绕着。这时，中央银行里的黄金大约还有20万两，加上白银和银元等，共约值3亿银元。蒋介石专门下达抢运黄金的手令，他写道：“为了妥善处理上海现存有的约值3亿银元的黄金、白银：一、命令原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休假，改由陈良以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代理市长，负责利用大批轮船将全部金银抢运台湾。二、命令汤恩伯集中全部兵力，死守上海，直到运完金银后，准其率部向舟山群岛撤退，以阻止共军的海上追击。如该项金银不能安全运到台湾，则惟汤恩伯、陈良是问。”毛人凤、汤恩伯退下复兴岛，开始分头部署贯彻蒋介石所指示的抢运任务。汤恩伯和毛人凤秘密执行洗劫上海的阴谋开始付诸实施，而国民党军方的一些高级将领如参谋总长顾祝同等却还蒙在鼓里，他们不知道蒋介石命令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来保卫上海，说穿了是让他们在前面抵挡住解放军的进攻，而让特务们把上海的黄金、白银等财物席卷向台湾。4月27日，顾祝同在上海召开作战会议，会议最后决定事项是：一、将中央银行所存黄金、白银和银元，全部运往台湾；二、机器设备、车辆、纸张及暖气设备等物资，都运往台湾；三、棉纱、布匹，大部分运往台湾，一部分运往香港，由上海市政府派人到香港管理；四、所有招商局及民生等公司的轮船，除留一部分军用，其余都交由物资局调用；五、3000多只帆船及大小木船，其中有一半不能驶往台湾，暂留作军用外，能驶往台湾的，都交由物资局调用；六、所有护运工作，都由交警总局负责，由该局派两个总队专司护运；七、上海市政府派民政局局长陶一珊协助物资局局长江构处理公务；八、上海资本家的物资，由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会同上海市政府民政局调查，监视工作则由稽查处负责办理。第三批装运黄金从1949年5月15日上午开始，汤恩伯派人到中央银行抢运最后一批黄金和银元，遭到了银行的拒绝。于是，汤恩伯将亲笔手令给中央银行，称：“为适应军事，贵行现有黄金、银元除暂留黄金5000两、银元30万元外，其余移存于本部指定之安全地点，需要时陆续提用。”17日，银行职员在军统特务们的武力淫威下，打开了金库大门，特务们一拥而上，把库中的黄金、银元抢劫一空。中央银行只好承认既定事实，复函汤恩伯，称除按汤的规定数量留下的黄金、银元外，“其余黄金19.8万余两，银圆及半圆129万元，即刻移送安全地点”。这是蒋介石从上海金库中抢运的最后一批黄金、银元。这时离上海解放已不到10天了。至此，蒋介石集团在撤离上海前，从中央银行里共劫去台湾的黄金有277.5万余市两，同时抢运到台湾的还有3526.9万银元，外币约合8000万美元。由上海运到香港的棉纱、布匹等物资，价值共400多万元港币；另外还有1537万美钞从上海花旗银行劫出，运往美国，存入美国储备银行，入了国民党政府的账户。毛人凤事后还埋怨汤恩伯，说：“如果上海能多守半个月到一个月，则能运出更多的物资。”蒋介石这些运往台湾的金银财富是“人民的血汗”，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1948年8月19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国民党政府推行所谓的“币制改革”，勒令国民交出私藏的黄金、美金、银元兑换成“金圆券”，连妇女的首饰也不能私藏，必须一律兑给中央银行，违者予以没收。甚至不惜采取军事和特务手段强行索取，不交的甚至被抓去坐牢、杀头。不少老百姓辛苦了一辈子、甚至是几辈子攒下的硬通货一夜之间变成了印有蒋介石头像的面值为50万、100万不等的纸币。而随着战局的紧张、银根的收缩，这些“金圆券”一夕之间狂跌几倍、几十倍，甚至千倍，老百姓欲哭无泪，这也是国民党政权不得人心，最终垮台的原因之一。蒋介石运往台湾的这笔钱财，在今天看来兴许不算大数目，但对当时台湾的750万人口，对当时的金、银、美钞的实际购买水平而言，却是一笔巨额财富。正是靠着它，蒋介石才稳定了台湾的金融，控制了物价的上涨，支付了150万文武职员的工资、军饷，一句话，稳了当时的军心、民心。这批曾被蒋经国称为“全国同胞血汗之结晶”和“国脉民命”的黄金、白银在台湾所发挥的作用，蒋氏本人曾作过如下评述：“政府在搬迁来台的初期，如果说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经济状况早已不堪设想，哪里还有今天这样稳定的局面！”同时，蒋介石把它看作是“反攻复国”的资本。事实上，蒋介石带往台湾的金银财富，不仅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经济复苏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近年来还发挥着作用。据2001年7月9日《南方都市报》综合报道，因台湾“政府”财政吃紧，台湾“国防部”拍卖两万枚古董银币，售得亿余新台币。自此，台湾军方当年从大陆运台的逾7万枚银币等“家当”已售清，赚了逾2亿元（新台币，下同）。据知情人士表示，拍卖所得是用来支付“国防部军事情报局”的情报经费。由于这批银币极具珍藏价值，香港财团亦跨海加入竞价行列。据报道，有关银币是由“国防部军情局”委托“中央信托局”办理拍卖的。关于筹措情报经费的说法，台湾“国防部”则只强调，拍卖所得全归库房。这批古董银币的年份分别为1932年、1933年、1934年，每50枚一捆，保存良好，几乎是全新的，市场价值极高；尤其是1932年的银币，每枚的拍卖价高达1万元以上，因当时受“一二·八事变”影响，日本入侵上海，来不及在1932年发行，市面流通量极少，所以极为珍贵。这批高价古董银币不但吸引了台北的钱币收藏家集体竞投，连香港的财团也加入争夺战。两万枚古董银币除“帆船币”外，还有“袁大头”（袁世凯头像银币）。“帆船币”是“军情局”前身“军统局”之父戴笠任“局长”时发行的，其中包括价值不菲的“双帆三鸟版”银币。台湾近日拍卖的2万枚古董银币是于1949年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时随“军情局”前身“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秘密运到台湾的金银财宝的一部分。当年，“军统局”用这些银币保值，待日后筹措情报经费时沽出，因此一直未在市面上流通。台“国防部”官员指出，军方所拥有的银币、黄金等都是在北伐时期从军阀手中或自筹取得。自1991年起，这批“家当”陆续在台湾由“中央信托局”统一负责拍卖，到最近全部卖完，“国防部”因此“发了一笔小财”，其中黄金约46.75万克（得款逾1.2亿元）、古董银币7.6万枚（全部总值逾1.2亿元，今年卖出最后一批2万枚值逾1216万元）。除了那些金银财富外，还有那几十万件价值无法估量的故宫迁台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