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常说，在人权问题上没有一个人的背心是完全干净的。这句话用在犹太人所遭遇的问题上，的确是极为恰当的。18世纪德国著名作家席勒说过一句有名的话：“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这句话在20世纪末又一次应验了。1997年12月，在欧美舆论追究瑞士在二战中与纳粹德国进行不道德的黄金交易的高潮中，英国外相库克发起了一次国际会议，探求当年的历史真相，讨论如何纠正这一历史的不公正。这次会议的一大特点，是把几个处在二战外围的国家（如瑞士、葡萄牙、瑞典、西班牙、土耳其、阿根廷等国）拉上了被告席，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真相，触目惊心，发人深省。会议之后，一系列国家成立了历史调查委员会，研究本国在二战中的态度和所作所为。事实表明，所谓的中立国家实际上并非不偏不倚，趋火打劫者有之，落井下石者有之，发战争财者有之，为虎作伥者也有之。纳粹除了直接和通过中立国掠夺欧洲受害国黄金财富外，还扶植傀儡政权进行掠夺。1941年4月10日，纳粹入侵南斯拉夫后，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运动“乌斯塔莎”的领导人安特·帕韦利奇（AntePavelic）建立了所谓的克罗地亚独立国。该国实际上是意大利和德国扶植的傀儡政权，同盟国从未承认其合法性。这个傀儡政权曾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死心塌地的帮凶，它在斯洛文尼亚西部的雅塞诺瓦茨建立的集中营至少屠杀了8万人，是二战中最血腥的“屠宰场”。1998年4月，该集中营头目之一的萨基奇，在阿根廷隐匿半个世纪后落入法网。克罗地亚也面临着清理历史的任务。战后的一份报告显示，克罗地亚的财政部拥有超过8000万美元的黄金储备，主要是金币，其中一部分来自被其杀害的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受害者。1944年5月31日，克罗地亚在瑞士联邦中央银行存入了403000美元的黄金，8月4日又存入了110万美元。瑞士联邦外交部指出，瑞士已于1945年7月24日将克罗地亚政权存入的121块金锭（1338公斤黄金）全部归还给了南斯拉夫国家银行。其余价值7750万美元的黄金（现在的价值约17亿到50亿美元）则下落不明。因为瑞士银行存款记录被改动的可能性不太大，在战争结束前夕乌斯塔莎份子携带潜逃的黄金数额不可能很多。安特·帕韦利奇逃亡到奥地利时携带的黄金价值在500万到600万美元之间。不管乌斯塔莎份子逃跑时带出的黄金价值多少，可以肯定的是其中大部分被用于与梵蒂冈合作、建立并维持一条到南美的“逃亡线路”。一份1946年的调查报告指出乌斯塔莎政权高官曾先后将4700万美元的黄金存在梵蒂冈，然后又转往西班牙和阿根廷。由于战后的南斯拉夫忙于从意大利和德国引渡数千名纳粹战犯，以及随后的冷战和苏南冲突的原因，乌斯塔莎黄金很少被人提起，以至成了不解之迷。即使是在受纳粹铁蹄蹂躏的国家荷兰，屈从于纳粹暴政者也大有人在。自愿报名参加希特勒武装党卫军的荷兰人近3万，比积极参加地下抵抗运动的人还多。德国占领荷兰时期，约有2.5万荷兰犹太人潜入地下，但最终有1/3被同胞出卖，仅仅为了每举报一人可得到7.5个荷兰盾的奖赏。1994年，荷兰女王贝娅特丽克丝在一次讲话中告诫说，荷兰人不能自我美化，在二战中很多荷兰人是站在错误的一面。如今，荷兰的抵抗运动博物馆以同样的分量向观众介绍二战中荷兰光明和阴暗的两个方面，提醒后人如实地认识历史真相。梵蒂冈除了是罗马教廷的国务机构外，还是一个庞大的国际金融托拉斯。二战结束时它的黄金储备占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在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瑞士拥有大量土地、住宅、宫殿与艺术品。梵蒂冈在美国的石油、电气、铜矿、海运等行业有巨额投资，由摩根财团代管；在法、西、葡拥有7家银行，在巴西有庞大的橡胶、纺织与面粉工业，控制了阿根廷的电力、自来水与煤气公司；此外其财产还包括瑞士的电气公司、玻利维亚的锡矿以及意大利的30多家股份公司。其掌握的40家天主教银行和100多家国民银行在1946年控制了意大利2/3的国民存款。梵蒂冈宗教著作研究院（相当于梵蒂冈中央银行）还在战后通过摩根银行及瑞士信贷银行进行黄金、外汇投机活动。2000年初，梵蒂冈发表了一份长达14页的文件，为教会在二战中的不光彩表示忏悔。同年3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历史性地访问以色列，跪倒在“哭墙”之前顶礼膜拜，祈求上帝饶恕它过去对犹太人犯下的罪孽。但是梵蒂冈没公布它二战期间的档案，并且绝口不提它把纳粹战犯藏在哪里，以及从克罗地亚抢来的价值2亿瑞士法朗黄金的去向。当然，盟国也有某些不干净的角落。如20世纪末，英国巴克莱（Barclays）银行因其法国分行被指控在二战期间同纳粹一道参与掠夺了犹太人的财产。巴克莱斯是在该诉讼案中被指名的唯一一家外资银行。该行说在1940年法国被纳粹占领后，就与其法国的分行失去了联系。二战期间，这些分行受控于德国一家公司并独立运作。为了能洗清，巴克莱斯正考虑雇用更多的档案学家来帮助整理该行记录。那时巴克莱斯银行在法国有12家分行，人们认为该行完全有能力继续经营这些分支机构，因其比其它英资银行有更多的流动性资产。然而当巴克莱斯重新得到对这些分行的控制权时，它已显得力不从心了。这家银行也不知其是否还留有二战时期的记录。但法国的法律要求银行把记录保管30年。两名生于法国现定居纽约的犹太人，在纽约提起了这起诉讼。这两者家庭的财产均在二战期间被收缴，现已返还。除巴克莱斯外，这起诉讼还指明了另外的一些国际性银行，它们均在1940-1944年期间于法国开展过业务。这些银行被指控与纳粹及当时的法国政府统治者合作“掠夺现金、黄金、外汇、证券、珠宝、艺术珍品、企业和设备”。此案的律师说，该诉讼的主要目的是对这些银行的记录作一次完全的审核计算。然而，无论是律师还是银行均不清楚被掠夺的财产现在何处。该诉讼称巴克莱斯是首要的一家参与在纳粹占领区出售犹太人财产的银行。巴克莱斯1972年出版的一部内部历史说，其德国控股者的职责包括监控提供给在法国经营的德国企业的金融服务。“此类业务必定不受银行欢迎，有与敌人合作之嫌。尽管亟需大量存款，银行还是极力控制这些业务带来的压力，好名声也罢，坏名声也罢。”历史不是一门令人愉快的科学。探索历史真相把这么多国家拉上了被告席，确是始料不及，也确实使这些国家感到颜面无光。为了保持国家的面子，一些国家曾很不情愿地开放有关档案，但终究大潮难以阻挡。以色列和世界犹太组织很有耐心，它们知道事情得一步一步地来，到头来对方会像瑞士银行交出“纳粹黄金”一样乖乖地把这些秘密交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