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明，通过水路被广泛传播到西方，令西方世界为之震惊。中国对外通商、通航，早在汉代就驰名全球。从福建泉州经广州，绕印度洋、红海到欧洲的贸易航线，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由于航行技术和设备落后，不少船只在惊涛骇浪中沉没。从16世纪开始，随着地理大发现，西方侵略者在东方大举建立殖民地统治，许多运载珠宝和货物的“黄金船队”由于海盗和风流的袭击沉入海底。几乎从沉船的那天起，打捞的冒险活动就没有停止过。但是与西方轰轰烈烈的海底“淘金”相比，中国的水下探宝显得较为逊色。据中国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统计，中国沿海古沉船应该超过2000艘。一直研究中国古代航运和陶瓷之路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马文宽指出，仅18世纪的100年中，可能有近1亿件瓷器运往欧洲，而当时的航海技术还无法实现亚欧之间长距离远航，印尼爪哇岛便成为欧洲和东南亚贸易的主要集散地，也就是说，中国古船及其满载的上亿件外销瓷一旦遇上海难，都将沉没于南中国海。于是，“南海又有“海底瓷都”之称。面对世界海底寻宝的升温，中国人也将目光转向深海打捞珍宝。据一些专家学者预测，20世纪末到21世纪，从日本海到中国海广大海域将成为世界水下考古、海底寻宝的热点地区之一，中国极有可能成为世界水下考古的中心区域。国家海洋局梁金哲处长介绍，海洋局成立40年来，积极开展国际合作，目前已经和美、加、法、德、印、日等近20个国家签署了海洋合作协议。2003年5月，中国政府海洋代表团和俄罗斯自然资源部签署了《中俄政府间海洋领域合作协议》，成为我国海洋国际合作中涵盖范围最广泛的一个协议。中俄海洋领域合作第一次联合工作组会议2004年11月8－10日在北京举行。这是两个海洋大国在大洋深潜器等众多海洋领域全面开展合作开始。会议期间，双方共同商讨并原则确定了基础海洋学与应用海洋学、大洋海底矿产资源开发、海洋立法、海洋环境状况研究、监测和自然灾害的预报、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南北极研究、海洋新技术研制和信息资料交换等8个合作领域的35个项目。其中15个重点项目的合作研究将很快展开，包括深海载人运载器（大洋深潜器）联合开发、中俄西北太平洋边缘海古环境与古气候演变合作研究、国际海底事务磋商、南极拉斯曼丘陵地质合作研究等。新中国的海上捞宝历史是从“阿波丸号”开始的。1973年，日本海湾代表团提出打捞“阿波丸号”计划书，“阿波丸”号沉船是一艘日本大型远洋客轮。时隔三年，尼克松访华时，给了中国一份礼物——卫星探测到“阿波丸”方位——台湾海峡北端平潭县牛山岛外11海里附近的海底，船上有黄金40吨，白金12吨，未加工的宝石15万克拉，工艺品40箱，锡、铝、钨、钛等近万吨，还有美元、英镑、港币等纸币……。据记载，1945年4月1日，日军携带掠夺的价值50亿美元的贵重物品，乘“阿波丸”撤退回国，被尾随的美国潜水艇用鱼雷击沉。1977年，我打捞公司终于捞出了3000吨锡锭、3000吨生橡胶及部分铝锭、云母、水银等。但船上装的黄金、钻石、艺术品和美英货币却未见踪影。从“阿波丸”之后，我国的海上捞宝工作进入了“五年假寐期”。然而在1981年至1985年这五年中，外贼并未闭眼。在南中国海水域内，已发现两宗偷盗水下财宝事件。某国一打捞公司，在偷偷打捞“香根丸”沉船时，被我海军当场拿获。1985年，英国职业盗宝人迈克尔·哈彻在南中国海打捞出1752年沉没的装满250000件中国古瓷和金银物品的一艘商船，在公海藏匿一年之后，按国际公约“无人认领的沉船允许拍卖”规定交由嘉士德拍卖行在阿姆斯特丹拍卖。在阿姆斯特丹拍卖的这艘沉船上所有文物最终的交易总额高达3700万荷兰盾（约2000万美元），当国内两名考古专家看到荷兰嘉士德拍卖行寄到中国的关于这只沉船物品的拍品手册时，阿姆斯特丹早已经成为全球豪商富贾云集之地。耿宝昌是当时前往荷兰的两名中国考古专家之一。今年81岁已经满头银发、原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陶瓷专家耿宝昌曾与哈彻有过两次交谈，对这个“海盗式”的传奇人物留下了深刻印象：迈克尔·哈彻黄头发，赤红脸，长得五大三粗，说到南海的沉船分布情况，他显然比我们自己还要熟悉。这是一船货色齐全的清代青花瓷，无法确定这是不是南海沉船的第一次被盗，但它确实引起了国内考古界人士对这一领域的重视。那次拍卖的瓷器都是民窑的精品，因为当时故宫藏品都是皇家官窑，所以文物局决定自己买一点回来充实展览阵容，就派冯先铭先生和我两个人去。给我们俩人3万美元，规定的原则是可以在标价之上加3倍。我们住在海牙的使馆，距离阿姆斯特丹有两小时车程，拍卖前，嘉士德拍卖行组织预展，我们可能是第一次光顾商业拍卖的中国官方人员，拍卖行的人非常兴奋，带我们把展厅逛了个遍。在两层楼的展室里，到处都摆满了日用瓷，1730年到1760年的东西。当然也有点新鲜的，一共15万件，瓷器保存都很完好。据哈彻介绍，沉船中瓷器是包裹在茶叶和绿豆当中的，经海水一泡，瓷器都被结实地固定了。拍品中有125块金锭，其实就是俗称“南京鞋”的金条。听说他们在印尼领海被海盗分了一部分，由于东西太多，所以没办法一件一件拍，他们把这些按类别10个甚至几十个分成组编号。这样大批量处理中国文物的场面，耿宝昌也是第一回见，他说，拍卖是在希尔顿饭店进行的，跟大型剧场一样的拍卖厅人山人海，座无虚席，过道、地毯上，直到大门外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而3万美元的资金在这样大规模的国际性文物买卖中看上去毫无竞争力。虽然拍卖行给了我们特别优惠——1号牌，但一拍，多数拍品的售价都在预估的10倍左右，我们竟没有得到一次举牌的机会，愣是看了3天。我们走到街上，人家都在问：你们没到拍卖场看吗？拍卖中国瓷器，瞧那些疯子。3万美元最后分文未动带回了北京。他们回国后没几天，国家科委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就与国家文物局联合召开了由故宫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大学、广州市博物馆以及国家海洋局、交通部救捞局、外交部条法司、海军司令部等单位高层人士参加的座谈会，研讨在国内开展水下考古的筹备工作，并立即上书进谏。党中央、国务院分管领导对此十分重视，随即军政方面十余部委办和局级单位着手筹建“国家水下考古工作协调小组”。1987年，国家水下考古协调小组和水下考古研究室先后成立，并举办水下考古轻潜培训班，还根据历史上沉船资料，研究打捞沉入海底的“国家财富”问题。1989年国家文物局组建了第一支水下考古队。中国水下考古队成立以来战绩赫赫，1987年，中国首次考古专业人员，参与了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摩罗哈特和塞柯路克沉船遗址的调查、发掘工作。1989年，中日联合发掘广东川山群岛附近海域一艘宋代沉船。1990年，我方独自在福建连江县发掘一艘元代沉船。……目前业已捞出文物千余件，进馆入库，价值连城。国家水下考古队的三位年轻官员说：我们不是捞宝，是在复原历史，了解人类的过去。现在无力快速发掘的沉船，就先不要动它，给子孙后代留着，他们痛斥了因海上捞宝而暴富的英国打捞专家米歇尔·哈彻的作法是掠夺、是犯罪。1990年9月在海南省文昌县宝陵港发现一艘明代沉船；1990年至1991年，对山东省长岛县10个岛屿调查，发现一处明代水下遗址；1991年8月，在蓬莱海域发现一处沉船遗址；1991年11月在广东省新会县银州湖水域发现南宋沉船；1991年还在辽宁省绥中县发现了元代沉船。1992年暖春四月，肩挑中国海上捞宝重任的两支国家队——交通部海上救助打捞局和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队正待命起锚踏浪，目标南中国海。2004年11月11日电，经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东山岛郑成功古战船遗址考古队队员初步考察，在东山澳角村（俗称“海上动物园”）的龙屿附近海域，最近又新发现了一处疑似古代沉船的遗址。龙屿附近海域是北上厦门、福州、浙江、上海、日本、韩国等，南下广东、港澳、新加坡等的必经航道，有不少古代沉船，渔民在捕鱼时经常被沉船上面的船杆等物钩住，沉船上还生长着大量的红珊瑚等动植物。前不久，考古队在澳角村两位70多岁老渔民的指点下，对澳角村龙、虎、狮、象四岛屿附近一处疑似沉船遗址的海域按经纬度进行定点定位。考古队员采用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浅地层剖面声纳”仪器和设备，对疑似古沉船遗址的海域再次进行详细探查，并采集到了一些残缺不全的碗、盘、砖瓦等文物，但究竟属于哪个时期的沉船，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调查。据悉，东山岛附近海域目前已查明的沉船遗址有12处，分别为南宋、元、明、清时期的商船和战船、近代的国内外商船和战船、二战时期的潜艇与飞机，以及海战中被击沉的国民党军“漳江号”、“剑门号”兵舰等。为了弥补资金短缺、情报匮乏、技术落后的缺陷，在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下，国家救捞局从1987年到1991年，还先后与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国合作过，均发现古代沉船。国际捞宝公司也在中国古代沉船的巨大诱惑下，主动找上门来要与我们合作。1986年，美国一家打捞公司劝说已对打捞“阿波丸”号毫无兴趣的中国海上救助打捞局一同出海。个把月后，只捞出一些日军尸骨及一个铜钟。前文提到的那些非法偷盗“香波丸”号财宝的外国公司，也叩门要求与我救捞局合作。但在“文物先行”这一铁律下，财宝出水必须收手住脚，迅速移交文物部门接管。说到中国的沉船打捞就不能不说“南海一号”。1987年，英国海洋探测公司在荷兰图书馆和航海图书馆中，查到名为“YHRHYNSBURG”的一条古沉船。资料显示：该船属东印度公司，长42米，载白银6箱，细锭385.5吨。当年8月份，中国救捞总公司决定和英国海洋探测公司合作打捞这艘外国沉船，由下属广州救捞局具体承接这一业务。尽管英方人员画出了细致的沉船地点，这条东印度公司沉船并未找到，而水下作业人员却意外在水下22.4米深处发现了另一条古代沉船“南海一号”。“南海一号”这个名字并不是沉船的原用名，而是沉船发现后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给它起的名字。起名由头是因为这是国内发现的第一艘沉船，它意味了一个开始。“南海一号”位于两个河流入海口，周围又有几个大礁石，因此水流特别乱，泥沙容易淤积，沉船被2－4米厚的淤泥覆盖。“南海一号”被发现后，当即打捞出水一批珍贵文物，计有瓷器、铜器、锡器、镀金器、铁器共247件，以中国生产的瓷器为主。”据救捞局的记录描述，沉船地点附近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岛礁，是一个不错的避风港口，“南海一号”很可能是在遇上恶劣天气试图停泊时触礁而沉的。包括古瓷器研究、航海史研究、造船史研究在内的各考古领域专家对这条沉船都寄予重望。他们对“南海一号”上五种物品非常感兴趣：船上的货物、船队组织结构、船的构造、航行方式以及它的经济情况。一直悬而未决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口的考古悬案很有可能在“南海一号”上找到蛛丝马迹。已经退休在家的原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黄景略一直注意着来自“南海一号”的每一则消息，他认为沉船必定能再现大量真实可信的历史细节，因为出海远航的船是一个单一性社会，人们会把那个年代最必需的生活用品带上船，这种高度浓缩过的历史标本将使我们洞察当时的贸易方式和生活方式，并且提供地面上无从捕捉的考古佐证。古代人们之所以选择海运，就在于与陆上丝绸之路的运输工具骆驼相比，大帆船具有空前的装载量。如今这些沉船被打捞出来，等于说几百年前的一场大买卖推迟到了今天，还加上文物附加值。一艘船的实际货物数量大到难以估量，据保守估计，一艘长30米、宽10米左右的普通中型商船光瓷器就能装载10万件以上，“南海一号”的规模应该还要更大。这种数量的沉船文物如果一次性释放到市场上，会影响到这一区域未来几年内文物收藏商业市场的走势。因此，业界有着“一艘船十个墓”的说法。“南海一号”沉睡千年后的第一次面世就险些被毁。参与1987年打捞的广州救捞局救捞总监黄景回忆说，“当时英国公司为了节省成本，缩短工期，采用了最简陋的打捞方法。一条2000吨的驳船，一架100吨的吊机，发现海下可疑物体后，就把1吨多重的抓斗放到海里去抓。东西抓上来之后，除了部分金属器件完整，几百件的瓷器一下子都烂成了碎片。”黄景当年刚30出头，那些个瞬间浮出水面的罕见古玩让他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打捞场景的所有细节。他说，“看到了意外之财，英国人也很兴奋，加上他们要找的船没有找到，就以继续勘查为由让我们接着捞。当时我想再这么干下去，瓷器一件都留不下来，那真是太可惜了。我就和几个伙伴们商量，东西弄上来，我们慢慢干，用水慢慢冲。那次合作双方很不愉快，但“南海一号”终于保了下来。据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中心有关人士透露，在“南海一号”发现的将近20年内，不光英国人哈彻一个人在计算着这笔庞大而直观的财富。与国家文物部门和水下考古队商谈过合作开发“南海一号”或者其他南海沉船的国家、国际商业打捞机构或者个人打捞团队就不下10个。1989年中日联合打捞“南海一号”的合作持续了5天。第一天开工就不顺利，因为与发现的时候比，沉船又经过了两年淤泥沉淀，必须重新扫描，确定准确位置。但是那一天海面风特别大，作业船只每一次抛锚定位都得花上将近两小时。现在想，可能是与当时的定位误差有关。那一次我们其实并没有找到船的主体位置，只是擦了个边，打捞上来的少量瓷器样本让日方看上去很失望。”日本水下考古所见无大利可图，原本双方约定第二年5月份进行的第二次试捞也就不了了之。与南中国海海域的多数国家如印尼、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相比，日本有雄厚的企业赞助资金和成熟的打捞技术，但苦于领海的沉船资源有限，他们往往积极地与周边国家寻求合作。据参加中日联合打捞的水下考古队员林果介绍，那次对“南海一号”的试捞使用了日方提供的美国EGG公司80年代的新产品——SMS-960型海底扫描系统，这种用计算机处理海底声学信息的旁侧声纳系统探测沉船时可以达到对扫测区的100%的覆盖。但仍然一无所获。为什么呢？一方面，这样的机器还远不够精确。另一方面，沉船和散布在它周围的古文物大概是一个以半英里为半径的圆周，这个范围实在是太大了。在岸上，你走一圈都要花上老半天，更不用说在深海之中，漆黑一片，所有的工作得凭经验和感觉。真是失之毫厘，谬之千里的差使。为了打捞这艘古代沉船，中国水下考古队已经准备了十年。到2003年3月为止，针对“南海一号”沉船海域进行的局部性勘查所动用的潜水人次为15850次，累计多达50万工时。沉船发现之初，我们国家只有水下救捞机构，由交通部下属的三个救捞局负责，而“水下考古”几乎是和这条南海沉船一起出现的一个名词。1987年，现任沉船打捞队队长、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中心主任的张威，被派遣至荷兰学习沉船打捞和水下考古技术。2003年3月，一群从全国各地抽调、由17人组成的国内水下考古队正在这个南海小岛上部署着这艘庞大古沉船的打捞计划。最近一次下水是在2003年3月1日。这是一次局部性的试捞。这次短时间水下搜寻，张威和他的队员透过磁力仪发现沉船附近的一处珊瑚下有一些突起的东西，他用气枪清除珊瑚和泥沙，松开木块和木栓，发现了一个金属杯、一个划花碗、一个葫芦形瓶、两个绿釉陶和几个小的印花皿。队员们在水下用硫酸纸画下文物位置——所有步骤都小心翼翼。张威说:“沉船上的任何一点蛛丝马迹都将决定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还原历史原貌。在那个地方，我已经下去过30多次了。先期出水的几批瓷器美轮美奂，这些器皿经确认来自宋元时期的四个窑系：一是景德镇窑系的影青瓷，二是福建德化窑系的印白瓷，三是福建建窑系的黑釉瓷，四是浙江龙泉窑系的青瓷。沉船所在位置是中国帆船进行欧洲贸易的传统航线，而“南海一号”沉船里面又至少同时出现了江西、福建、浙江三个省区、四个窑系的瓷器，我们基本上可以大致判断这条船是从宁波或者泉州港始发的。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厦门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叶文程说，广州在当时也同样盛产青白瓷，船在广东海域沉没，到目前为止却没有发现广东的瓷器，应该说这对丝绸之路“广州始发”之说是不太有利的证据。“南海一号”沉船海域的海流随季风更替而变化，西南季风盛行东北向漂流，东北季风期盛行西南向漂流。南海纬度偏低，是典型的季风区，每年我们真正能够下海的时间有限，不到一个月。三四月份的风力有些减弱，但仍然很大，并不是南海最适宜的水下作业季节。”进入最后勘测阶段的“南海一号”整体打捞工作暂时搁浅。3月28日夜晚，岛上又刮起了五六级大风。让人期待的打捞被有点反常的天气一再拖延。“南海一号”位于水下22.4米深处，已经属深海范围。张威称自己和他的队员们为“鱼人”。张威的潜水纪录是在南海的50米深处停留5分钟，据说他的一个队员曾经潜入过60米的深海。在水下20米，作业就面临着很多极易致命的威胁，最直接的就是遇到压缩氮的麻醉问题。当一个人潜到20米以下的深度，他将呼进压缩程度越来越高的空气，从而呼进更多的氮。氮会引起大脑麻木或休克，它的许多症状就和过量饮酒表现一样，人开始神志不清，判断力下降。甚至连海洋动物也不能例外。而沉船打捞是深潜加上细琐的考古，科学技术加上人的判断，它的复杂远远超出你的想象。打捞深海沉船，理论上只要在沉船地点放下蒸气爪钳，夹住残骸用力往水面拉，但这么做，物件很容易破碎，减损它的历史价值。并且浮水过程中，东西也很可能丢失。何况“南海一号”的残骸结构复杂，难以辨认，文物有时压在船下，也可能埋得更深，这些都是难题。在这几次试掘中，我们试图保持船只和所有物体的原状，毫发无损，并把看到和摸到的所有信息一一记录。要做得精致细腻，像是外科手术。大面积搜寻永远是打捞的第一步——张威画的“南海一号”沉船图清晰利落，每格代表两平方海里，上下四方都标出经纬度，方格内标着从0到73的数字，代表沉船和沉船物品落在该格的千分比。其中最有可能落点的方格标的是7.3%。队员根据水下探摸的情况，淘汰形状过长、过短、过圆、过方或者过硬的影像，然后选出“热门排行榜”——接着，进入第二轮打捞。理想的沉船打捞地点，水下考古队副队长林果认为，应该是在海浪冲不到残骸的地方，在沉船残骸不至于重叠的地方，在海底坚硬、海流缓慢的地方。而相比之下，“南海一号”所处海域的海况要棘手得多。因为海流速度太快，工作时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刚清开一部分，瞬间又被流沙给掩埋了。南海这一带海水都很浑浊，能见度一般都在零到几十厘米范围，我们基本上是在浊水环境下工作。”按照张威和同伴们的看法，在深海工作比太空还困难，因为无限广阔的海底，每次完全是一平方米一平方米地摸黑工作。就像望远镜发明前的天文学家。每个工作日其实只有一小时时间。他们每天只能选择在海水平潮的时候下水，这片水域潮差很大，高潮与低潮之间只有大约一个小时的平潮时间——这让水下的工作变得紧张而繁重。每一次是两到三名考古队员下水，在一个小时里，我们要在水下用不锈钢管或绳搭建“探方”以建立海底的坐标系统。在探方上每隔20厘米用红色胶布做一个记号，以方便在水下辨识。一个队员负责探摸采样，另一个队员则负责用水下摄像机、防水绘图纸对沉船环境进行测量和记录。由于深海中我们的意识都很模糊，注意力很难集中，所以必须在潜水之前就得准确记住所有这些水下作业的行动计划。一旦到了水底，就凭直觉按部就班地干。水下潜伏各种危机，透明的水母从身边掠过，能把脸上齐齐地划一道口子，伤口很快会淤青起来，海蜇、水母都能释放毒素，我们的潜水用具虽然能尽可能地保障生命安全，但也增加了自己的负担，限制了我们在海里身体活动的自由度，很容易受到一些海生物的攻击。虽然麻烦可以随着潜水员的上浮而消失，但压力骤减也会随时带来危险，在水下呼吸的压缩空气都被血液吸收，我们必须严格按照海军制定的减压表缓慢上浮。如果速度过快，体内血液中就会形成气泡，会致人死地。如果一个队员出水时由于恐慌而呼吸困难，当他周围空气压力聚然降低时，他体内的空气会急剧膨胀，很可能胀破他的肺而导致死亡。5月份，张威们将对“南海一号”进行最后一次探摸，沉船的整体打捞将最终在2004年完成。整个工程预计处理和捞起的泥沙、瓷器及各种文物将超过5000吨。在深海打捞的同时，有一部分人把目光盯向了内陆河湖。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日本的“神户5号”沉船。1945年，日军在中国战场节节败退，形势对日军越来越不利。为了把从各地掠夺来的金银珠宝、古董文物抢运回国，日军驻九江司令部特地从长江紧急调来千吨级巨轮——“神户5号”参加抢运。当时的《民国日报》发表一篇题为《鄱阳湖主人翁发怒，日巨轮阴沟覆舟》的消息——“本报特讯：民国三十四年4月16日，日‘神户5号’大型千吨位火轮，满载军需辎重，途经鄱阳湖北上。船行都昌县老爷庙以西魔鬼区域，突遇狂涛骇浪袭击。是日蓝天白云，晚霞蔽天，此时湖面阴暗，乌云四起，啸声骇人，巨浪滔滔。‘神户5号’笼罩在一团浓密的黑雾中，俄顷，乌云渐散，浪涛尽退，湖面风平浪静，晚霞绚丽，‘神户5号’神秘失踪，满船200余人不翼而飞……”最早披露“神户5号”船上所载货物的是美国一家谍报机关。他们探查到“神户5号”船运载了从中国南方各地抢来的金银珠宝、古玩玉器等，价值数十亿美元。1945年4月19日，美国《旧金山论坛报》发表一则快讯：“侵华日军之大型运输船‘神户5号’在中国鄱阳湖遭狂流袭击沉没。据日官方内部消息透露：‘神户5号’是满载中国战利品……”抗战胜利后，美国有关方面伙同国民党政府试图在沉船区域打捞“神户5号”。负责指挥打捞沉船的是闻名遐迩的美国潜水打捞专家埃德华·皮尔。耗资数万，结果一无所获。后来国民党政府曾计划再次打捞，但终因战争形势发展太快，打捞沉船的美梦还没来得及实现，就被赶到台湾。1978年9月8日《联合国环境报》发表了埃德华·皮尔的回忆文章，首次向世界公布了30多年前他在中国鄱阳湖水域打捞沉船的秘闻，“神户5号”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于是，一股巨大的寻宝热像飓风一样在鄱阳湖水域劲吹，一些来自江西、湖北、安徽、福建、山东、浙江等地的数千名寻宝者云集鄱阳湖，上百条大大小小的船只在湖上展开了一场寻宝争夺战。昔日空矿死寂的湖面艨艟如梭，大小机动船倾巢而出，突突的马达声伴杂着人的呐喊在鄱阳湖上空加荡。壮观的场景，不禁使人遥想起当年石达开大战曾国藩的湖口大决战。沸沸扬扬的寻宝大战持续半年，先行的寻宝者斩获甚少，不得不自行退兵。但是，一些被财宝诱红了眼的后来者迅速杀到，有的人立下了找不到“神户5号”誓不回还的豪言壮语。打捞行动最终未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