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败国清偿战争责任。按照国际惯例，在每一份战后签署的和约中都包括战争赔偿的内容。这种由战败国向战胜国缴纳的赔偿，款额往往大得惊人，如1894-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后，战胜的日本就通过《马关条约》以战争赔偿的名义从战败的中国清政府手中掠走白银两亿两。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中国的抗日战争贡献最大、损失也最大。据中国史料记载，从1931到1945年，日本掠夺和破坏了大量资源和财富。按1945年币值，战争造成了6000多亿美元财产损失（直接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损失5000多亿美元）。1000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这笔钱按2000年的可比价格计算，折合4万多亿美元。从1937-1945年的8年间，日军在中国制造了数万起杀害中国平民的血案，其中较大规模的杀人血案不下4000起，使4000万以上无辜中国人死亡，其中很多人被虐杀，比如南京大屠杀、日军“731部队”活人试验和化学战、细菌战等。侵略者对中国人民所采取的残杀手段多达250多种。日本至今还在中国遗留大量化学武器没有销毁继续严重危害中国人的生命安全和生态环境。面对如此惨重的经济损失，要求罪魁祸首日本给予中国战争赔偿是天经地义的。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在战争结束后，战败的日本却没有向作为主要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缴付赔款！更令人不解的是，战后日本向韩国以“经济合作资金”方式赔偿8亿美元，“一次性解决了”国家和个人的战争赔偿问题。连那些受战争破坏远较中国为轻的东南亚国家都不同程度地获得了赔偿，其中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所得赔款分别为2亿美元、5.5亿美元和2.23亿美元，甚至连当时尚未统一的越南南方吴庭艳政权也获得了赔款3900万美元。另据《环球时报》2005年3月3日消息，2005年2月25日，日本外务省解密了一批外交档案，揭开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内幕。这批解密文件提到当年在亚洲各国掀起的强烈反日运动，表明日本对亚洲各国人民对日感情认识不足。1974年，田中角荣访问印度尼西亚，遭到了当地居民的强烈抗议。日本外务省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于是搞了个“出访国家的反日情绪”的秘密文件，警告日本企业到其他亚洲国家投资需要慎重。解密文件还包括日本对菲律宾的战争赔偿问题。文件显示，当年日本政府为了与菲律宾建交，结束长达4年之久的战争赔偿谈判，完全接受了菲政府提出的8亿日元的赔偿条件，并与菲政府达成秘密协定。对于这一事实，日本政府只承认菲律宾方面提出了这样的条件，但一直不承认日方接受了这一条件，并达成秘密协定的事实。二战以后，日本在被美军占领的条件下形成了“以日美关系为基轴”和“以经济外交为主要手段”的外交路线，以此为核心重建了其对外关系体系。1947年10月25日，经过两年多的调查核实，同盟各国向日本提出了索赔要求，总计金额为540亿美元，中国也在其中。但是在赔偿如何分配的问题上，各国意见不一，英国要求占有赔偿的25%，美国要求34%，苏联要求14%，法国要占12%，澳大利亚要占28%，仅这几个国家，还未包括受害最重的中国的要求，分配比例总和已超过了100%。国民党代表中国在会上以“受害最久，牺牲最烈”为由据理力争，坚持应获日本赔偿总数的40%，但各国不依，仅同意占30%，此后各方争执不休，问题一拖再拖，久而未决。国民党政府由于忙于打内战，因而后来对日本赔偿的分配问题也就无心顾及了。此后由于美国的掣肘，中国曾一度被排斥在处理赔偿问题的旧金山和会门外，任由美国操纵对中国的战争赔偿问题。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受当时美苏对立的国际形势及美国战后称霸世界、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的影响所致。为了平衡新中国的诞生给资本主义阵营带来的冲击，美国重新扶植日本作为远东一个新的反共堡垒，以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日政策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由战后初期的抑日变为扶日。此后，美国走上了重新武装日本的道路。把中国排除在对日和约谈判之外并且给予日本选择缔约对象权利的做法，使中国在对日和约问题上失去了主动地位。中国海峡两岸对美国无视中国权益的作法均表示了强烈的反对。然而，与新中国政府捍卫民族权益的严正态度相反，退踞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为了争得与日本缔约的所谓“正统地位”，转而承认旧金山和约，追随美国的意愿走上了与日本单独缔约的道路。1951年9月8日签订的旧金山和约，极大地改善了日本战后所处的不利地位，因而11月26日，日本国会便非常痛快地批准了这个和约。1951年9月12日，台湾当局外长叶公超发表声明表示：台湾当局愿意以旧金山和约为蓝本与日本签订双边和约。1952年2月30日谈判正式开始，至4月28日和约签字，前后进行了正式会谈3次、非正式会谈18次，历时67天。谈判期间，日本方面又一次暴露了其阴险、狡猾的面目，利用旧金山和约玩弄花招，美国推波助澜，台北为争正统放弃赔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世界范围内引起的震动不亚于一场大地震，受到冲击最严重的莫过于中国东部近邻日本。面对美国180度的急转变，一贯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日本措手不及，当时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是歪着嘴看完电视转播的。1972年9月26日，田中首相抵达北京的第二天，中日两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轮外长谈判。1972年9月29日上午10时20分，中日两国代表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声明第七条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至此，中日两国间悬而未决长达２７年之久的赔偿问题，以中国政府的大义放弃而画上了句号。1978年8月12日签署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就两国间的政治与安全事项作了原则规定。1979年12月，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华时承诺向中国政府提供日本政府开发援助（ODA），开发援助资金以日元贷款为主，以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为辅。日本政府开发援助中无偿援助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从1981年2001年，中国共接收日本无偿援助约1120.63亿日元。日元贷款是一种长期低息贷款。一般还贷期为30—40年，还有10年宽限期，利息最初定为3%，近来下降至2%以下。在国内利率长期维持在接近于零的水平的情况下，日本外务省官员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是最好的债务国。”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不仅项目经济效益好，还本付息的记录也是所有受援国中最好的。相比较而言，日本提供给一些局势动荡国家的援助，最终不过打了水漂。当然，相当部分日元贷款是附带一定条件的，规定利用日元贷款的项目要从日本的企业中招标，从日本购进工程建设所需材料或机器设备。2002年8月17日，日本政府声明，为了支援长期处于经济低迷中而一直不景气的日本产业界，决定从今年开始，受援国必须将30%以上的贷款额用于购买日本企业的产品。据中国外交部网站公布的资料显示，截至2004年4月，24年来，日本向我提供了总额29504.89亿日元（约合246亿美元）的政府贷款，用于224个项目的建设。日本的对华ODA成为促进中日经贸关系、加强政治关系的有力纽带。日本本身也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获得很大好处。中日贸易额从1972年的10.3亿美元增加到2001年的877.5亿美元，30年来增长了85倍。2004年更突破1000亿美元。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进口的大幅增加，中国已经成为促进日本经济复苏的主角。2003年，日本对华投资累计投资为28401件，合同金额已经达到了575亿美元。过去24年，日本向中国提供的ODA为中日两国关系和经济发展做出过贡献，但不时有争议发生，如今更处于争议的漩涡中。过去曾在日元贷款课题上发生争论，例如1987年邓小平就曾批评日本“比任何一个国家欠中国的帐都要多”，言下之意要日本视日元贷款为偿还欠下中国的债，令日本当时感到不快。到了1989年6月发生天安门事件，日本曾一度中止贷款给中国到1990年底为止。90年代，日元升值导致中国还债的负担加重，曾引起两国之间出现纠纷。针对中国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核试验，日本实施了部分冻结无偿援助、缓谈日元贷款续签协议进程等制裁。此事之后，日本国内又开始蔓延“中国军事威胁论”和“中国经济威胁论”，日本的对华援助开始向减少数额、改变援建项目、与政治军事问题更多地挂钩的方向变化。有迹象显示，日元贷款已逐渐成为日本牵制中国动向的主要筹码，其发挥的作用与美国以往的最惠国待遇可谓大同小异。从友好关系的象征转化为与对方讨价还价的筹码，这种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出中日两国关系的实况。2004年4月，日本政府修改了对越南的援助计划，在计划开头的理念和目的部分写道：“与中国接壤的越南，在我国对华外交的各种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日本政府在连续削减对发展中国家政府开发援助的情况下，却增加了对越南的援助，《朝日新闻》明确指出，日本期待越南作为中国的邻国，起到牵制中国的作用，对越南政府开发援助的增加反映了日本所考虑的“国家利益”。与此同时，日本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日本政府ODA预算削减为由，开始连年减少其对华贷款的数额。“政冷经热”也日益成为评价中日关系现状的主流观点。在中日政治关系趋“冷”的背景下，中日经济关系要维持其“热”也越来越难。自1999年开始，中国连续4年都是日本第一大日元贷款对象国，而到2003年度却降到了第三位，仅相当于2000年度的45.1%，位列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之后。预计新年度对华日元贷款数额的1000亿日元规模，仅为其最高峰时期2000年度的一半。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日本外相町村信孝于2004年10月1日在内阁会议上发表了2004年版《政府开发援助白皮书》，总结了50年来日本对外提供政府开发援助的情况。《白皮书》强调，日本迄今为止向185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总额为2210亿美元的援助。10月3日，在参加东京都内举行的一个纪念实施政府开发援助(ODA)50周年市民集会上，日本外相町村信孝谈到关于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的问题时指出：“可以想见，在某个时候，政府开发援助毕业(结束)的时刻自然会到来。”针对他的发言，日本有政治分析员认为，不排除日本内部有意在对华经援政策上画上休止符。国内一些学术界人士预测：“ODA或许会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或者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后取消。”台面上的说法是这样，当然也有不同声音。2000年1月3日，有一篇文章说：“日元贷款很可能是中日密约。应该说，七十年代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延续至今的对华日元贷款条件是很优厚的。数量多，利率属极低，而且还不限还款时间，这样好条件的低息贷款，而且延续这么多年，在国际关系史上是不多见的。以中日天生的竞争关系，很难设想日本政府会心甘情愿这么长时间提供如此优惠的贷款。日本对中国的敌意与警戒心从来都是非常高的，眼看着中国二十年来几乎年年增长率全球最高，不产生防备心理是不正常的。而且中国对日元贷款的态度并非是千恩万谢，中日元首会见，中方很少郑重其事提到日元贷款。而日方，并非没有较强硬的首相，前些年的桥本龙太郎，就相对比较强硬，而就是他也没有拿日元贷款当个武器。日本提日元贷款最多就是当中国核试验时提一提减少数量，却从来没有成为重大争端。如果说两国是天敌，那么日元贷款对日本而言就是资敌。如果日本有选择，那么一定不会给条件这么好的日元贷款。中国急需外资，就算日本给的贷款利率高一些，还款年限短一些，也还是会贷过来再说。中国的年度财政报告是把向外国贷款当作收入来计算的。中国的还款能力是不成问题的。精明的日本人在商业谈判上让中国吃过不少亏，然而在日元贷款上，的确是中国占大便宜的。在解释这种现象，最大可能是中日当初关系正常化时有密约。中国放弃巨额战争陪款，而日本必须几十年内每年提供一定数量的低息日元贷款，且不限还款年限。公开的文告中就已经提到了日本以日元贷款作为对中国的善意，抵以前对中国的伤害的意思，然而却没有公开的条约规定必须这样做。现在看来，很可能有这样一个不公开的密约，强制日本政府每年提供日元贷款。当时中方主持正常化谈判进程的是周恩来，他主导了放弃对日本战争索陪，给日本送了一份特大礼物。以周恩来的精明，很难想象他会一点补偿都不要，因此以长线的日元贷款代替短线的战争陪款，从他的角度来看是实利更丰的，是符合他的谈判风格的。否则这种建交谈判就是完全的失败。现在公开的资料表明，当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之外，尚有两个密约（略）。这表明，毛周主导的中国政府是可能签定密约的。对苏的两个密约是对苏联有很大好处的，是因为中共有求于苏。而对日密约，则属日本有求于中国，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密约签定之后，历届日本政府就不得不照此而行，即使不心甘情愿也没有办法，否则日本人怎么肯贷这么优惠的款？如果日本不贷了，就属毁约，中国政府端出当初的密约文本来，以前借下的都不还了日本也没有什么好说的，这对于日本是不可想象的。照此想象，中日友好是不要指望的，然而日元贷款也是年年照样去拿。中国并不怕日本因为关系不好而不给贷款了，有密约在这，江泽民到日本访问当然可以一边训日本人一边照拿日元贷款。哪年贷款停了，我们就知道这密约的年限终于到了，日本人不会多拖一年的。”国家间的赔偿被放弃并不等于民间的战争损失可以被一笔勾销。时间过去了几十年，日本的战争赔偿问题仍被人关注。1998年，在明仁天皇访问英国前的一个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如下决议：“……有鉴于德国政府已经正式向大屠杀中的受害者道歉，极大程度的在经济上赔偿受害者，并对受害者提供所需的帮助；与之相反，日本政府一直拒绝承认他们在二战中所犯下的罪行，并拒绝向受害者做出应有的赔偿。现在，众议院全体认为（参议院意见与此一致）这个问题应该得到解决。国会的决议是，日本政府应该对战争负责，应正式地、公开地、明确地为二战中犯下滔天大罪的日本军队向所有受害者道歉。日本政府应当立即向战争中的受害者做出赔偿。这些受害者包括：1、遭受监禁和暴力虐待的美国士兵和平民，以及关岛平民；2、从1937年12月到1938年2月间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3、中国、韩国、荷兰、英国等国被绑架或强迫充当随军性奴隶，即“慰安妇”的女性平民。”美国国会的一个决议并没能触动日本的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