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金玉。玉璧璧径33厘米、厚1厘米、中心孔径4厘米、重2.25千克，玉质上佳。正面有错金（铜合金）篆文24个字，分两圈排列，外圈为“君臣既位，覆载永平。男儿立志，俗士盗名”16个字；内圈为“君臣既位，男儿立志”8个字，两组字由4个同心错金圈分隔。另一面为错金车辇图，在两个同心错金圈的中间，有三组车行图。第一组为王者之辇，乘一驭者，辇内可能有王者居之，藏而不露，辇顶有在古代象征太阳的金鸟，后有桂树蟾蜍；第二组为随行轺（yáo，轺车为一马驾驶的轻便车）车，上有金鸟，但其形较小，桂树蟾蜍如前，乘车者二人，后一人可能为大夫相国一类人物；第三组乘者皆为随从，天空唯有桂树蟾蜍而无金鸟。玉璧上的古文字，经查阅后与林宏元主编的《中国书法大字典》中汉时的文字一样。这件精美的错金玉璧是青海省政协退休干部程起骏收藏的。一个偶然的机会，程先生在青海省贵德县下乡的时候得到了它。一日，程先生去街上散步，遇见一位老农正在叫卖这块玉璧，在父亲熏陶下对古董也有一些喜爱的他看到后甚是高兴，就拿出几百元钱将它买了下来。那位老农说，他也是家里急着用钱，才忍痛将这件祖上流传下来的宝贝卖掉的。程先生把这件古董带回家后，爱好收藏的父亲通过自己的判断认为它是很有价值的。程先生请来了青海省著名学者谢佐和毛文炳两位先生，对它进行鉴定。谢佐是原青海省委党校副校长、《青海民族关系史》（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主编；毛文炳是青海省政府办公厅、省图书馆退休干部。两位学者对这块玉璧观摩再三之后，一致认为它是西汉时期的，有很大的收藏和学术价值，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理由是：玉璧上的车辇为汉代形制，所刻金鸟古朴传神，其形象与河南洛阳出土的西汉夫妇合葬墓壁画中的金鸟十分相似，而所刻的蟾蜍又与长沙马王堆帛画中的十分相像。据闻一多先生考证，在西汉以前，蟾蜍象征月亮，到了东汉后渐以玉兔代月。而且，玉璧书法古拙，圆润秀丽，行笔匀长，与流行于战国时期的玉著体极为相似，与汉以前历代书法比较，则见“君”字与君父敦、史颂敦的全文“君”字相同，“平”字同秦朝泰山石刻。在我国出土的文物中，金属上错以金银的较多，而在玉器上的却非常罕见。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乾隆御用错金玉碗属于一件，那么这件错金玉器也许就是第二件了。在玉器上错金，工艺难度更大，因为金属和玉器的膨胀度是不相同的，一般情况下在玉器上错金难以持久。然而这件错金青玉璧的工艺精湛，虽然历经2000多年的岁月磨砺，其错金图文丝毫未损，可以说是完整如初。丧葬之风起于夏商时期，到西汉时达到了极盛，上层贵族都以墓中所葬的玉器的多少显示其身份之高低，所以这些达官显贵死后竞相随葬大量的玉器，比如金缕玉衣、玉棺、玉枕等，而在众多的玉器中，玉璧占有独特的地位，属于高档次的祭礼、葬礼物品，其大小形状与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相匹配，有着严格的定制。在我国广州出土的第二代南粤王赵昧墓中出土的玉器多达240件，其中玉璧56件，最大的玉璧直径33.4厘米，上面有雕饰而无文，赵昧之父赵佗雄踞岭南，先称帝后退而为王，是西汉初著名的大诸侯王，他的随葬之璧只比这件错金青玉璧大0.4厘米，所以我们可以推测这件错金青玉璧的主人地位也是十分显赫的。西汉开国之初，大封刘姓为四方诸侯王，这些诸侯王家族内为争夺王位发生争斗，腥风血雨，代代不绝。而此璧所反映的正是一场王位之争，不同的是这场争斗却以和平解决而告终，可以说是非常可贵的。大致情况是兄或弟最终继承了王位，胜者为王位竞争的败者赐予玉璧，制文刻图，以资安抚，璧中文字的大意是：君臣的名分已定，你就认命立志图进吧。所以在玉璧的中心突出了“君臣既位，男儿立志”的字样。此玉璧上的图文还反映了西汉初期天人相应的伦理观念，画上日月行空，桂树婆娑，宫车辉煌，宝马奋蹄，是一派超脱、欢快的意蕴。儒家、道家思想是兼而有之，这也正是西汉前期儒道并存、社会发展的某种折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