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王之印”金印

西汉符节印玺。1956年出土于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6号墓。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高1.8厘米，重89.5克，边长2.4厘米，高2厘米。此印为金质，方形，蛇钮，昂首盘屈，身有鳞纹。蛇头伸向右上方，印钮与印身为分别铸成后再焊接在一起，印面凿刻篆书“滇王之印”4个字。

滇国是云南古代少数民族建立的奴隶制王国，它勃兴于滇池之滨，鼎盛于战国至西汉时代。西汉时唐蒙在南越吃到蜀枸酱，张骞在大夏（今阿富汗）见到蜀布、邛竹杖，西南夷的信息逐渐传到汉王朝。西汉王朝为了打通到身毒（今印度）的道路，以对付匈奴，派出使者到滇国，受到滇王的接待，于是有了“汉孰与我大？”的对话。使者回朝后“因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天子注意焉”。滇国已经引起汉王朝的特别关注。汉王朝先破南越，又在西南地区置越巂、沈犁、汶山、武都诸郡，然后派使者喻滇王归顺汉朝。滇王恃有数万人口，又有附近的靡莫、劳侵等部落相助，不愿归顺，后汉军先灭靡莫、劳侵，兵临滇国城下，滇王举国投降。滇国国土从此纳入了汉中央王朝版图。汉武帝并没有杀滇王，而是于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在滇国设立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司马迁还特别提到，西南夷有数百部落酋长，只有夜郎、滇两部落得到汉朝的王印，而滇王最受汉朝的恩宠。从此，滇国成为西汉的益州郡，但由于滇国地处边疆，生产力发展水平，风俗习惯与内地不同，汉王朝仍令滇王“复长其民”，管理滇国的事务。这种与内地不同的行政建置和统治方式，在出土文物中也得到印证。此印的发现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极大的关注和兴趣，对于其真伪；是汉朝所赐或是滇王自制；为何与《汉旧仪》中所载汉朝赐印的规格不同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基本取得共识：出土的滇王之印确是《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所记汉王朝赐给滇王的金印，并非滇王自制。由于滇王是汉朝特殊的内臣，所以汉王朝赐给滇王的金印既不同于汉王朝颁赐给诸侯王的黄金玺，也不同于颁赐给列侯的金印，更不同于颁赐给外臣的金印。至东汉，滇国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历史迷雾中，史志上再也找不到有关滇国的记载。但1956年晋宁石寨山第6号墓滇王金印的发现，结合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的实录，这段失落的古代文明又重现于世。据说，1956年考古发掘时，开始并未发现王印。考古队于是用筛子细细摇拨沙土，终于在泥沙之中，发现金光闪现的一小方寸。洗擦干净，考证后为“滇王金印”。金印现藏于北京国家历史博物馆。历来，同样送赐外国的金印只有“滇王王印”及东汉时送予日本的一枚，日本曾称两者为姊妹印。

滇文化是一个失落的古代文明。尽管《史记·西南夷列传》有数百字滇与滇王的记载，滇文化留给我们的谜还是太多。就说滇文化的来源之谜，自西汉“太史公曰：秦灭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以降，遂有楚庄蹻说、濮僚系说、岷山庄王说、北方草原斯基泰文化说、越文化说和土著说等，众说纷纭，至今未解。滇文化是云南青铜时代的文明之光。云南自古以来盛产各种有色金属，在海内外享有“有色金属王国”的美称。《汉书·地理志》记载：“俞元怀山出铜”。“律高，不空山出锡，町山出银铅”。“贲古，采山出银，羊山出银铅，乌山出锡”。汉代俞元县即今澂江、江川、玉溪等地；律高即今通海；贲古即今蒙自、个旧一带。铜和锡的大量开采和冶炼，为云南青铜时代滇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独具一格的滇文化，是世界古代青铜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迄今为止，云南各地出土的滇文化青铜器已达10000多件，90多种。那些雕铸在贮贝器、铜鼓、装饰品和铜房模型上众多的人物和动物图像，以及凝固在青铜器上的农作、放牧、狩猎、纺织、战争、祭祀、舞蹈等活动场面，展现了滇文化的历史画面，以及滇文化与中原地区、中亚、南亚、东南亚地区古代文化的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