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匠银行家

英国早期银行业的发展形态。（http://akn60.blog.hexun.com）：银行这个东西可以说是整个商业活动中最复杂的机构。因为它复杂，就决定了它的发展过程是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

就我所知，最早的银行是出现在中国。中国在北宋时就有了现在已知的最早的纸币。这个东西当年叫“交子”是由有信誉的大商家发行，不是由皇家发行。皇家发行的是铜钱。而且已经出现了商人承担异地汇兑的业务。这种汇票在当时叫“飞钱”。这样的商业活动可以算是最原始的银行活动了，但同严格意义上的银行还有距离。也没有产生专门做这一类生意的商家。这种商业活动比英国的类似活动要早两三百年。

这种活动到了明代的时候已经有相当规模了。现在大家常讲的“日升昌”据说就始于明代。它开始是一个做油漆染料的商行，后来越做越大，做到北方的天津、南方的广州、甚至在海外到有人知道的程度。有人说它是中国第一家票号，这点我感觉有商榷的余地，它不见得是第一家。

民间总有各种各样的汇兑要求。人们先是把钱交给这些大商家，要求他们帮忙到钱汇到异地。这个异地取款的凭证在宋代叫“飞钱”后来叫汇票银票。后来进一步发展到有商家专门做这一类的生意。他们已经不再是只做汇兑还做存款和放贷。存贷当然都是有利息的。这已经是专门的银行了。只是叫法不同，在中国的北方，人们叫它票号，南方叫钱庄。这时候已经是清代了。就我所知，明代还没有商家专门做这一类的生意。

就我看来，中国的这些票号钱庄和英国的银行在早期并没有区别。区别是后来产生。英国的银行业的产生和中国的不太一样。它主要是源自金匠家族。一些和金匠们相熟的商家手上有一定数量的金子，他们把自己的金子存在一些大的有信誉的金匠的仓库里求得安全。这是要交保管费。金匠们开始也是只收一些数量比较大的金子，太小的数量是不接受的。因为管起来麻烦。当金匠家里的金子多了，金匠们也不再满足只赚一点保管费了，于是就开始打这些金子的主意。他们首先是把这些金子用在自己的生产周转上，而不是去放贷。比方说他们接到了一宗定单，不再是先去买金子进行生产而是直接使用仓库中的金子进行生产，交货后有了收入，再去买金子来补回仓库中的亏空，这样赚钱就不用本钱了，他们就可以做更多的生意。开始他们和他们的中国同行一样，一边做着他们的主业——金匠，一边做着这种无本生利的好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财富的积累，他们也不再满足于利用别人的金子自己周转，而要用它赚更多的钱。他们的存户不再局限在少数的几个人，也不再局限于数量的多少。这和中国的情况一样，中国的商家开始帮人汇兑的时候量少了没关系的人是不接受的。他们向存款人发利息，向贷款人收利息。这时候，银行家就出现了，因为这些人很多是出身金匠，所以后人把那一时期这一类的人叫金匠银行家。

这一时期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可以说是银行业的奠基时期。中外商家表现出来的智慧都让人拍案叫绝，难分仲伯。区别是后来产生的，也是一开始就注定的。英国国王权力是很有限的，他想向老百姓多收一分钱的税都不行，受到贵族院的很多限制。更别说管人家的私人经营的事情了。而中国就不同，皇帝的权力很大，可以什么都管，只要他高兴。银行业是整个社会的理财系统。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社会财富呈几何级数增长，在英国，银行业也跟着迅速发展，市场也在迅速发展，金融衍生品种也不断产生。这时候的中国钱庄票号虽然在自己内部管理经营上还可以和外国银行一拼，但外部的市场环境则不可同日而语，钱庄票号也就不能望银行项背了。

在中国考察钱庄票号的发展非常困难。因为留下的第一手资料太少。而在英国则不同。他们那里不论是银行业自己还是政府都有非常完备的历史记录。这和两国的政体是密切相关的。在中国这个天下里，自古就存在着基本割裂开的两张皮。一张是官府，也可以叫他官场。一张则是由下里巴人组成的贱民阶层。你只要没有当官，你再有钱，再年长，再有学问，见到当官的，那怕是个最小品级的官，你都要称其大人，而自称小民、草民、贱民。在这样的体制下，官员对经济的发展没有积极性，他自己没有促进经济发展的冲动。他的官位和经济民生没有关系，只是和上级官僚的喜好有关系。对自己的压榨对象，封建统治者能有多少关怀。

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把慈禧赶到西安去了。这时候她没钱，是山西的商人为她凑钱，她才能回到北京。结果慈禧看到这些山西商人财雄势大，感到需要“管理”，不然任其发展将威胁到她的皇权统治。于是她不但没有报答这些为她出力的商人还把他们中的一些人抓起来充军。理由是他们家的住房门楼太高、院子太大。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他们的住房超标。封建时代对各级官衙还有官员平民的建筑规格都有严格的规定，超越就是违犯，就可以治罪。压制生产力的发展来保证自己的皇权统治是中国历代统治者的一贯政策，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中国的钱庄票号在这样的环境下，怎么长得大？又怎么可能留下完整的资料？

再就是社会的动荡。中国之所以能在山西和安徽这样的地方产生这两大中国商人流派，能产生钱庄票号这样的商业企业，我想是和这两个地方在历次的社会大动荡中保持了相当的稳定是有很大关系的，不是因为这两个地方的人特别聪明，别地的人笨。“日升昌”在今天之所以为人们所知这和它的资料被意外的保留下来有关。“日升昌”这个商号早就不存在了，但它的房子还在，改革开放后，它的新主人想把旧房子的墙修理一下。其实这个新主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第几代主人。他在铲墙的时候发现裱墙的纸上有字。这事惊动了文物部门。他们到现场看过，这些裱墙纸是原来“日升昌”的账本。于是把这些东西小心的揭下保存起来。这样我们才有了“日升昌”的原始资料。

相比之下，英国对银行业的发展，不仅仅是银行业，那个记录就太完备了。讲一个不相关的例子。大西洋中有个“贝克灯塔”算是一个工业奇迹。参加建塔的人，不管高低贵贱，五十三个，每一个人的名字都记入了史册。在中国这些贱民的名字什么时候能够被人怀念，中国就真是有希望了。中国在以政府为主体的抵抗外国武装入侵者的战争中，除了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外，其他的基本是失败。是败多胜少。而在以老百姓为主体，在和外国的经济竞争中则是胜多败少。在我的印象中基本没有失败过。这种现象说白了就是政府腐败、制度腐朽，而人民伟大。鸦片战争的起因就是因为贸易逆差差得英国人受不了了，于是向中国输出鸦片来填补亏空而造成的。

英国刚到中国的时候也是想正正经经和我们做生意赚钱的。开始他们信心满满，以为自己有工业革命的大生产支持，赢得中国市场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结果事情根本就不是他们想的那样。他们进来的头三四年，他们的布在中国有一定的销量，在这之后就不行了。英国布虽然漂亮，也不贵，但是中国家庭手工作坊的价格更低，而且耐用。中国人在看到英国人的长处后，就用英国纱做纬线，中国的土纱做经线，织出来的布是又漂亮又结实。而且这种布特别受印度人欢迎。中国人在几年之后竟占了印度70%的市场。还有其他的一些商品。象中国最有名的瓷器，用中国自己的颜料做就不太好，用进口的颜料就非常漂亮。中国从英国大量进口原材料，加工后加几倍的价钱返销英国。这样一来贸易逆差就让英国人受不了了。那时的贸易都是用金银交易，不象今天用纸币，没有了可以印，金银这东西印不出来，没有了就是没有了。怎么办?英国人只好出歪招向中国卖鸦片。他卖鸦片，咱们就禁，你禁他就开打。打，咱们却打不过他们，于是丧权辱国。现在中国人有了一点点的自由，也就是几年的功夫，中国人又把中国货卖到了全世界。这就是中国人的伟大之处。

金融战争在国外已经进行了几百年了，和他们比，咱们只是小学刚毕业。而且在中国的金融系统是掌握在国家手中的，一般民众参与的程度不高，这毕竟不是老奶奶在家闲着没事织织布就能解决的事情。但是好像也没有必要悲观，中国人总有中国人的办法。

最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口号叫“打倒西方经济学”、“不要再受西方经济学的欺骗”。这真是很有意思。他们所说的那个西方经济学，别看体系那么庞大，它的全部基石就是人们对价廉物美的追求。那天人们不再追求价廉物美，转而追求质次价高的时候，这个经济学不用你打它都倒了。如果我们东方人，中国人也是追求价廉物美的，那么经济学就分不出什么东西方了。

几点非专业、不成熟的看法：

1.西方银行的产生及发展跟工业革命的发生有关，可以认为是产业革命的发展带来了资金借贷的需求。这跟中国的票号钱庄不是一回事。在农业社会不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哪怕再过500年也好。二者不可同日而语。

2.晋商和徽商的发展，跟相对稳定的环境有关。

3.鸦片战争的原因是巨额的贸易顺差。但有关中国进口大量原材料加工后反销的说法，俺认为容易引起误解。这不是造成巨额贸易顺差的主因。茶叶出口才是罪魁祸首。当时英国人象鸦片中毒一样，迷上了中国的茶叶。

4.中国人如果有能力或有远见搞工业革命乃至银行的话，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后，至少到1870年左右是有机会的。因为，当时中国很有钱，赚的都是早期英国因工业化所带来的利润。但如前所述，农民没有那个意识和能力。结果，湘军淮军打洪匪花了一部分，早期洋务运动花了一部分，因朝鲜半岛的问题赔给日本一部分，把茶叶赚的钱都花没了。而茶业出口所赚的利润，在那以后根本就没法跟人家的工业品相比。

5.在中国工业化尚未完成的情况下，不要跟西方玩金融。

6.中国制造主要是技术创新的问题。但这很难，甚至可能根本不适合于中国人。在退而求其次的情况下，部件的拼装可能是条路。但要切记，人所追求的，不可能只是价廉物美的东西。只要条件允许，人是要上档次的。